刑法典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法条并未对何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作出解释,以至司法实践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一直是国务院颁布的相关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出台,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了全新而详细的司法解释。《解释》试图彻底解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但是在诸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范围、犯罪特征、相关概念定义等法律适用问题上,《解释》不仅未能定分止争,反而引起了学界不小的争议。为了正确阐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文拟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沿革、犯罪构成、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与立法抉择四个方面论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单行刑法到刑法典的立法沿革以及对《解释》的评析。《解释》的意义在于以刑事司法解释的名义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了新的定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解释》所概括的犯罪特征并不能清晰的划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其他非法集资犯罪的界限,在法律适用中仍然存在概念不清、界限不明等问题。第二部分,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和确认。依据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全面解析本罪的犯罪构成。确认本罪的主体范围应采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并以《解释》所概括的四个犯罪特征为切入点,确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内容,进而否定将公开性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特征,并主张本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是金融交易安全秩序。第三部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区分民间借贷、委托理财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比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犯罪构成,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予以更准确定位。第四部分,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及去罪化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一刀切”的立法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司法环境,应当及时转变立法立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限缩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司法改革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