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是多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的痼疾之一。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产能过剩问题的治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内外部挑战。2015年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目标,并将“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同时,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出口战略调整迫在眉睫。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企业投资资金供给侧视角,深入研究银行信贷规模、信贷歧视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产能过剩影响出口增长的理论机制和经济后果,得出了如下主要研究结论:首先,本文将企业贷款规模引入产能过剩的分析框架,分析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行业（含制造业）存在普遍的过度投资问题,贷款规模过大是造成中国产能利用率不高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降低银行贷款规模可以有效提升企业投资风险意识,控制企业过度产能投资倾向,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信贷投放的骤增使得低水平重复建设遍地开花,企业贷款规模的扩大更易引起产能过剩的发生。同时,在纵向产业传导机制、银行贷款政策变动和企业投资周期较长等因素影响下,行业整体贷款规模与产能利用率存在明显的混合效应,表现为当期企业贷款规模与产能利用率负相关,滞后一期的贷款规模与产能利用率正相关。其次,本文以银行信贷偏好为切入点,探究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和关系歧视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信贷歧视会通过影响企业整体贷款规模的构成,进而改变企业整体贷款规模的性质,对产能利用率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在产能过剩治理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应对银行信贷偏好、信贷歧视进行适度管控,在控制银行贷款总量的同时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分所有制来看,降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贷款规模及占比,提升非国有企业中集体和私营企业贷款规模及占比有利于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分企业规模来看,降低小型企业贷款规模及占比,提升大中型企业贷款规模及占比有利于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来看,降低政府关系强和没有政府关系类企业贷款规模及占比,提高关系弱类企业的贷款规模及占比,有利于行业整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再次,本文将产能过剩纳入出口增长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理论假说并从宏观层面、中观和微观层面予以检验。宏观层面研究发现,2003—2016年在竞争性产能过剩特征占优的全国层面及东中部地区,出口不升反降;而在体制性产能过剩突出的西部地区,出口相对增长。分阶段来看,2008年前后产能过剩的发生均会导致出口下降。这表明市场行为在2008年之前就已超越政府干预,成为企业出口决策的主导因素。在产能过剩与OFDI的交互作用下,出口规模显著下降,且下降程度在体制性产能过剩情况下弱于竞争性产能过剩情况下。从次,行业中观层面探索从概率统计上进一步支持了宏观层面的主要结论,验证了本文关于“混合型”产能过剩与出口增长关系的有关假说,即如果“混合型”产能过剩不会引致出口增长,则其效应不强于竞争性产能过剩;反之,如果“混合型”产能过剩会引致出口增长,则其效应亦不强于体制性产能过剩。在出口决策周期拉长后,行业企业更倾向于改变原有决策,即更多行业企业放弃了退出市场或“窖藏”产能的方式来应对产能过剩,而选择保持或加大出口规模的应对策略。这一特征在行业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即政府干预色彩较浓的2008年之前更容易发生。企业微观层面探索同样支持宏观层面的主要结论,但上述关系在异质性企业之间有所不同。在银行信贷偏好（即信贷歧视）作用下,非市场化或体制性企业获得了相对更多的信贷资源,使得整体行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日益突显,进而导致整体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下降和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动力的此消彼长。最后,在实证检验主要结论的基础上,本文着力从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市场化改革以及出口战略调整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产能过剩化解和出口的健康增长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