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历史有不同的视角，本文力图从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建立一套新的分析框架，将建国初期(1949-1956)这段历史置于“合法性”语境下来审视。文章首先梳理了这个属于西方话语的“合法性”概念的相关理论解释，厘清了合法性、合法性资源等概念的基本内涵。本文赞同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提出了合法性资源是一种系统性资源，此乃本文分析之逻辑起点。其次，本文结合经验材料分析了建国初期中共政权面临的来自制度(体制)、施政效能、政策与国际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和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合法化压力。文章认为，大力开发与维护合法性资源是弭患合法化压力的关键。再次，本文运用大量经验事实详细地分析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制度(体制)、政绩、个人魅力等合法性资源的维护与开发，说明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文章同时认为，革命后中共政权合法性基础实际上潜存着合法性危机的因子，并从意识形态、政绩、制度(体制)三个方面做了具体分析。论文首次把建国初期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一元化体制剥离为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政治体制、党政体制和党的领导体制四个层面，其旨在能更清晰地看出危机的层次和传导机制。显然，危机的直接结果是物质底线的崩溃，其源头在党的领导体制。文章最后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