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婚姻是当代社会中一个敏感的热点问题。同性恋现象自古存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地位。通常来看经历了罪化——非罪化，病理化——去病理化的过程。尽管当今仍有一些国家打击同性恋者，甚至认定为犯罪，但是整体环境已经宽松了许多。且已经有15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尽管荷兰和比利时率先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西班牙是第一个通过该项立法的大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对于传统婚姻具有颠覆性的意义，研究人口和地域大国如何制定和实行同性婚姻立法对于中国更有参考价值。2005年之前，西班牙的17个自治区在各自的章程中已规定同性伴侣结合的模式。2004年，萨帕特罗在竞选首相演讲时承诺，若在大选中获胜，将在西班牙全境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随后，萨帕特罗政府积极展开相关的立法工作。该项立法从拟定草案至最后通过经历了重重阻碍。无论是时为反对党的人民党，还是宗教界，保守的社会团体、学者和民众，都纷纷提出抗议并示威游行。然而，在讨论以及实施同性婚姻法案的过程中，萨帕特罗政府的态度是积极且强硬的。即使是在当今宽容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要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尚且困难，何况西班牙是典型的天主教国家，率先突破传统婚姻的观念实属不易。这其中要看到西班牙不仅是宗教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开放的社会文化的民族，尽管深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失业率屡创新高，但仍保持对宪法规定之人权、自由以及尊严的坚守。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保护中国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据相对权威的数据，同性恋者占人口总数的3%-5%。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这已经不是所谓少数群体，他们的权利必须受到关注。然而中国与西班牙的社会文化、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等差距较大，笔者认为可以从“民事结合”开始适用。适用民事结合制度并非是否定同性婚姻，而是使同性伴侣权利的相关立法能够真正落实并有效执行。论文除导论、结语外共分为六章。导论部分就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文献综述、论文结构、创新之处以及不足之处进行阐述。第一章论述的是西班牙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背景。主要介绍了同性恋的成因、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西班牙同性恋生存背景的发展。关于同性恋的著作及文章已经较丰富，存在于医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领域，笔者未再对同性恋的基本常识重点介绍。而值得一提的是同性恋的成因，目前并无权威的结论，普遍认为同性恋的形成受到先天条件与成长环境的影响。尽管分别有学者论证同性恋成因的本质论和建构论，并提出依据，但是并不能排除另一个因素的影响。西班牙同性恋的生存环境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西班牙是典型的宗教国家，同性性行为违反了基督教教义，同性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犯罪。直到1822年，西班牙才宣布成人间的同性性行为非罪化。在弗朗哥时期，同性恋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20世纪末，同性恋者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法律的发展和完善，同性恋开始适用“禁止就业歧视”、“禁止提供货物或服务歧视”、“承认未登记的同性伴侣”、“承认登记的同性伴侣或民事结合制度”。第二章详细论述的是西班牙同性婚姻法案的讨论过程。萨帕特罗政府在正式提交同性婚姻草案之前，首先拟定了一份前期草案，目的在于向相关机构提前咨询。实际上这种咨询并不符合规定，但是得以减少同性婚姻草案在正式讨论的过程中的阻力。司法权委员会、国务委员会以及皇家学院等对该前期草案提出意见。最终形成的同性婚姻法案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西班牙民法典》第44条中加入第二款，即“同性和异性之间结婚须满足相同条件，产生相同效力。”二是允许同性伴侣家庭收养子女。议会两院对于同性婚姻草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众议院投票通过了该项草案，但是参议院形成了否决票，众议院再次通过该项草案。支持者主要援引西班牙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个人尊严和个性发展的自由”等条款，反对者主要援引宪法中“男性和女性缔结婚姻”的条款，以及同性婚姻颠覆了传统婚姻的价值。为期近3个月博弈，使得同性婚姻法案于2005年7月3日正式生效。尽管西班牙实施同性婚姻合法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政治因素的推动力在两院讨论的过程中尤其显现。第三章论述的是西班牙同性婚姻的法理分析。这一章具体分析了西班牙得以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的动力与阻力因素。包括上述提及的政治力量，以及西班牙开放的民族文化、自由的性文化、国民的热情性格。宗教的阻力贯穿于同性婚姻法案制定与实行的整个过程。同性结合违反《圣经》中诸多要义。而同性婚姻法案得以通过得益于时代的开放性。一方面，当代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思想较为开放，即使当今西班牙仍有90%是教徒，但是他们的包容性更强。另一个转变是宗教、神职人员，甚至新任教皇方济各公开的言论表明对于同性恋现象以及同性婚姻不同于前任教皇的态度，愿意宽容和接纳作为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教徒。可见，教会对于世俗社会政治、立法的影响正在减弱，逐渐回归教会本身的职能。第四章论述了西班牙同性婚姻的实施状况。尽管法律规定了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适用相同的条件，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负责民事登记的法官本身反对同性婚姻或者其为天主教徒，同性婚姻登记则受到阻力；其次，当时的反对党人民党在同性婚姻法案生效之后向宪法法院提出违宪审查。第三，由于当时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较少，那么在实践中出现较多涉及到国际私法领域的问题，因此也要完善外国同性恋者在西班牙缔结婚姻适用的法律。当然，这些执行问题在立法之处体现的尤为明显。近年来，无论是同性恋问题还是同性婚姻问题在西班牙已经不再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尽管人民党领袖拉霍伊极力反对该项立法，但是在其担任首相之后，并未提及重新对同性婚姻法案进行审议。由此也可看出政治因此在同性婚姻法案讨论过程中的作用，它不仅仅是发言人声称的宪法中的权利，也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第五章论述的是西班牙与荷兰、加拿大同性婚姻立法的比较。荷兰的同性伴侣的立法经历了多种模式，最终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与之后的许多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不同，荷兰对于同性伴侣收养子女的问题经历了更多的立法争论。荷兰是多党派国家，且并未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因此，荷兰同性婚姻立法过程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并非如同西班牙那样明显。荷兰与西班牙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根本目的都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由于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经历的过程有所差异。例如,荷兰王国其他构成国对于荷兰本土法律的承认。西班牙与加拿大几乎同期进行同性婚姻立法，天主教会议在这两个国家多次发出声明，指责他们颠覆了传统婚姻的意义。首先，加拿大与西班牙的行政区和立法权有类似之处，加拿大属于联邦制，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由各省规定同性伴侣结合的相关法律。西班牙也是由各自治区章程自行规定相关立法。其次，加拿大各省立法和西班牙各自治区章程中，尽管以不同的形式赋予同性伴侣结合的权利，但是立法之初几乎都未允许同性伴侣进行收养。加拿大少数省逐渐允许同性伴侣进行收养。但是在2005年加拿大和西班牙在全国实行同性婚姻合法化时，均同时赋予同性伴侣收养的权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完全同等的权利。第三，加拿大和西班牙在同性婚姻立法的过程中都受到了执政党的支持。第六章论述了西班牙同性婚姻合法化对于中国的启示。笔者在华东、东北、华中、西北、西南针对1000名18-25岁的学生进行调研问卷，设置了12个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几个主要数据是反对同性恋者占27.9%，认为同性恋在工作和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者占81.6%，支持同性恋适用非婚姻形式的民事结合者占59.2%，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占47.3%。由于该群体具有年轻化、受教育程度高、居于大城市读书等特点，他们的代表性十分有限。或者说，这一支持率是相对于广泛民众更为高、更为宽容的。同性伴侣可以适用特设的民事结合制度。将两类不同的结合（异性婚姻、民事结合）分适两种不同的法律模式，不构成对某一群体的侵害和歧视。这是两种适合不同人群的模式。实际上适用民事结合比同性婚姻更利于执行。因为同性结合颠覆婚姻的概念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最大阻力之一。但是同性恋者的基本权利已经越来越为大众所接受。因此如果不触及对婚姻的争论，单纯主张同性伴侣结合的立法以及相关权利则更易实现。当然，这种民事结合制度应当赋予同性伴侣完全的法律权利。结语部分总结了西班牙同性婚姻立法的经验，以及相关制度在中国如何使用的问题。尽管西班牙与中国国情差异较大，但是同性恋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是在宪法权利的层面讨论，因此这一点在除伊斯兰国家之外的国家都是通用的。同时不得不承认，在社会文化这个层面，中国民众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态度并不乐观。与荷兰、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家不同，在当下中国，我们讨论同性伴侣结合的适合模式，已可以参考外国的许多经验和教训，从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即只要我国在法律草案设计之初就赋予同性伴侣完整的法律权利，民事结合未必一定是同性伴侣权利的初级阶段。不能以是否允许同性伴侣缔结婚姻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开放和包容，民事结合足以达到对同性恋者尊严、平等权利和法律地位的保护，承载起结合伴侣的情感价值。既然婚姻概念最初的确定并未包括同性伴侣的结合，试图寻找扩大解释的途径也是无意义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应当以保护同性恋者的基本权利为根本，避免走同性婚姻这一颠覆传统婚姻的过于激烈的道路，实行民事结合这一可行之径。论文分为两级主线，首要问题是研究西班牙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次级主线是通过比较西班牙、荷兰、加拿大同性婚姻立法的过程，总结其深藏的法理及执行问题，以便找到适用于中国的同性伴侣制度。法律不仅仅是一项规则，同性婚姻立法的实施所体现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法律观念差异、人权实践差异等。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同性婚姻合法化之背后的精神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