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有犯罪现象的地方，就必然有被害现象的存在。传统观点认为，被害人在被害过程中是完全无辜的，他（她）在这一加害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地位，其被害纯粹是由于犯罪人实施了加害行为所致。但实际上，犯罪过程是双方当事人相互作用的一个互动过程，被害人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一个束手无策、任人宰割的羔羊，其自身所存在的一些被害原因（如被害的倾向性、易感性等）以及被害人所从事的一些违法或不道德的行为对犯罪行为的发生也起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负有很大的责任。本文正是在互动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研究被害人在被害过程中所应负责任的类型、程度、分布与承担，以及被害人责任对司法实践的影响。西方国家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倡导得比较早，但真正系统研究被害人问题却是近几十年的事。学者们提出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是一种“双重关系结构”、“实行者——承受者关系”、“刑事伙伴”的关系，认识到被害人对于自身的受害负有一定的可识别的责任。而我国对被害问题的系统研究起步比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介绍国外的研究状况；到了90年代初期，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被害人研究方面的著作才得以与读者谋面。所谓被害人，是指因他人的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而遭受伤害、损失或困苦的个人和实体。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含义：⑴法益受到侵害。没有法益的被侵害，就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当然也就没有被害人了。⑵被害人是法益的主体。这是界定何者为被害人的关键。⑶被害人是犯罪案件的当事人。没有被害人的一切行为都不可能成为犯罪。在剖析被害人概念的基础上，又着重分析了被害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如被害性、“激化被害”性、互动性、归责可能性等等，指出这些特征在被害人的被害过程以及在归结被害人责任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根据被害人生理特征、犯罪行为的性质、被害人责任程度等标准，对被害人进行了适当的分类。“责任”一词有着极为丰富的语义，它不仅包括法律责任，还包括非法律责任，即伦理、道德责任。而被害人责任，是指与犯罪的产生或被害后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行为或心理状态，包括违法或不道德的行为，也包括在特定情景下与防止犯罪事件发生和自身被害这一目的相悖的不当行为和心理状态。由此推断，被害人的功能责任就是不作任何招致他人伤害自身的事情，并积极地预防罪犯伤害自身。从总体水平上，被害人责任可分为三类，即无责、罪因之责、刑法之责；而根据被害人在被害过程中的不同作用，<WP=5>被害人责任可从程度上分为诱发责任、促进责任、挑衅责任、加害责任。那么，被害人责任在不同类型被害人、不同犯罪类型等方面的分布状况又是怎样的呢？从性别来看，男性被害人负有过错责任的比例大大超过女性被害人；从年龄来看，有责任的被害人主要集中在20——40岁这一年龄段；就相识程度而言，与犯罪人相识的被害人对其被害所负的责任要比那些与犯罪人不认识的被害人大得多。而被害人责任在不同的犯罪类型、犯罪目的中的分布也是不近相同的，在暴力犯罪和“为了报复”目的的犯罪中的被害人责任比其他犯罪中的被害人责任要严重许多，在具体责任表现形式上也多表现为“对犯罪人言语过激”、“对犯罪人斗殴挑衅”、“侮辱犯罪人或其家人、朋友”等。这从另一面表明了被害人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犯罪行为的恶劣程度，即被害人责任程度越大，犯罪行为的性质就越恶劣。既然被害过程是一个互动过程，被害人对其被害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被害人就应该承担其应负的责任。这是刑法公正性的要求。（一）被害人承担相对小的责任。被害人在被害过程中的互动作用并不显著，其不当行为和心理状态程度也较轻，因此要承担的责任也是相对小的。（二）被害人承担与犯罪人相当的责任。这是由于被害人对于侵害自己的犯罪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责任程度与犯罪人的责任程度相当。（三）被害人承担相对大的责任。这是因为犯罪行为的发生主要是由被害人的违法或犯罪行为引起的。（四）被害人承担完全责任。这时的被害人从表象上看属于被害人，但实际上他是真正的犯罪人。由于各国政府过去只重视犯罪问题而忽视被害问题，因而在减少与预防犯罪的问题上普遍采用关系人“预防犯罪”这一刑事政策。但是，这一犯罪对策事实上却久不见效。在发现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以及被害人对其被害负有一定责任之后，各国政府就将犯罪对策的重心转移到“被害预防”这一方面来。通过对被害人责任的研究，我们将被害预防的重点放在易被害群体、易被害空间、易被害时间上。同时，被害人责任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其责任的有无、程度如何都可能影响或决定犯罪是否成立或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