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的思想以多变著称。以往的廖平研究,大多着眼于“六变”,对其思想轨迹进行学术史的研究。本文则试图从廖平最重要的著作《知圣篇》切入,从今文经学的内在视野、经典世界与历史世界的分合、由帝国形态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儒教的新变等多个角度来透视廖平经学思想的哲学意蕴。　　 廖平对汉代以来的中国思想传统有着独到的观察和深刻的反省。梳理廖平对汉、宋两大学术传统的批评对于探索其问题意识的来源至关重要。宋学关注内在心性而忽略了政治世界；以“致用”为旗帜的清代汉学回归经典、关注“制度”,但其训诂考据为主的研究方法加剧了经典与历史的割裂。基于这一判断,廖平试图通过新的理论探索重建经典与历史的关联。　　 重建经典与历史的关联,首先要澄清经书与史书的差别。经书之所以是经书,就在于它完全不同于历史记录。经书是圣人为万世立法一这是廖平这样的儒者坚定不移的信仰。从这一信仰出发来理解经典,则经典的神圣性不容置疑。作为这一信仰的一个比较极端的推论,廖平认为中国文字因为早期的经典书写而获得了系统的整理,经典的作者甚至于可以看作文字的创造者。因此,文字和经典都因圣哲的书写而获得其永恒的价值。　　 “孔子作《春秋》”,这是大部分汉代儒者的共同信仰。伴随东汉古文经学的兴起,这一信仰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宋代儒学的理性化和清代儒学的实证化两次冲击之下,这种信仰愈发脆弱。廖平以重建对孔子作为经典制作者的信仰为其学术的根基和核心。这一点上廖平走得比汉儒更远,他甚至宣称:孔子不仅制作了《春秋》,还制作了六经中的其他几部。孔子制作经典的目的不是记录先前的历史,而是为正当的政治和美好的生活树立典范。这种典范要等待后人把它变成现实并融入历史。所以,与经典息息相关、血脉相联的不是六经产生以前的历史,而是六经产生以后的历史。只有严格地区分经史,才能让经典真正进入到活生生的历史。　　 在重建对孔子是“受命制作”的素王这一信仰的基础之上,廖平对于汉代儒学“大一统”思想进行了改造。作为帝国意识形态,“大一统”在汉代主要有三种论证思路:形上学色彩的“五始”说,循环论色彩的“三统”说,进化论色彩的“三世”说。廖平主要改造后两说,使“三统”说展开为“疆域论”,使“三世”说转变为“制度论”。廖平把这种改造称作从“王霸小一统”(小统)到“皇帝大一统”(大统)的转变。从“疆域”的角度来讲,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由华夷共处的“天下”转变为万国并存的“全球”。　　 从制度角度来讲,这一转变则意味着从已成为历史的帝国制度模型转出“待人而行”的民族国家教化理想。华夏由帝国形态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坚持儒学的教化理想?帝国时代的经典能否成为民族国家重建政教系统的依据?透过《知圣篇》,我们可以审视清末今文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