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当代乡土小说,阎连科已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作家。自1979年涉足文坛以来,他一直以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辛勤地耕耘在属于自己的文学园地里。关于阎连科乡土小说的评论文章业已很多,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例如,这些评论大都集中在《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等单个名篇上,即使在这些单篇之中又多集中在主题或艺术手法的某个单一层面,真正全面而带有综合性的评论文章很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横向静态研究比较多,但纵向动态地研究阎连科的创作过程的几乎鲜有人涉及,给读者造成了似乎阎连科的作品只有90年代中期以来的才有意义的错觉,一个完整的阎连科创作形态就此而残缺了,这对作者、读者、文坛无疑都是一种伤害。基于他在乡土文学中取得的创作成就,全面而又动态地归纳出他的创作风格,以及辩证地给这种风格以客观公正的评价,都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正是在总结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决心从主题和艺术手法两个层面整体、动态地讨论一下阎连科乡土小说的创作风格,用“极致的悲情与多样的叙事”来命名和归结他小说文本的哲学主题意蕴和叙事美学特点,并进而指出阎连科的创作及其风格到底对文坛有什么意义,让后来者分享他的成功,避免他的失败。在小说主题学、叙事学、悲剧美学、存在主义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本着整体性、动态性的原则,论者将全文分成以下几部分:　　引言:对研究对象的相关说明;阐述论文创作的缘由、意义和主要内容。上篇:挽歌式的悲剧——困境与抗争:作者认为阎连科在他的乡土小说中预　　设了与人的生存相对立的极端困境,它们限制了人们的存活、自由与幸福;但面对不幸,主人公们从未屈服,他们一直在为改变他们的苦难境遇而抗争,并且这种抗争方式是极致的。然而,反抗需要代价,极端的困境和反抗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更让人遗憾的是,反抗的结果大都以失败而告终,沉重代价的付出却并未改变他们苦难的境遇;由此,悲情性的精神向度得以确立,并且通过文本我们还不难发现,这种悲情还带有宿命、轮回、荒诞的特点,因此,这种悲情带有极致意味。　　下篇:乡土小说艺苑中奇葩——多样化叙事:围绕着极致悲情性的总的哲学主题,探寻从80年代、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阎连科的叙事美学风格的演变情况:从早期作品的神秘色彩营造,到中期的现代派的寓言化叙事,再到近期的怪诞的后现代叙事;独特的叙事视角,特殊的文本结构,奇异的语言风格,阎连科确实在进行卓绝的小说叙事实验。他在不断的突破自我,破茧成蝶的勇气着实可嘉,在其艺术的天地里,他尽情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另一种先锋的姿态在接续着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先锋精神,打破了新写实以及消费主义等写作形态造成的沉寂、媚俗的文坛局势,这是作者艺术主体性自觉的表现。　　结语:在前文的基础上,总结出阎连科乡土创作的成就与意义以及存在的缺失,遨游在现实主义特质和非现实主义手段之间,使作品获得了张力和多义性的阐释,但同时也带来了拒绝读者弱化和抵消部分文本思想以及建构不足等问题。与此同时,阎连科多样化叙事是作者对新写实日常叙事以及庸俗的个人化叙事文学潮流反叛,他确实能代表当代乡土小说的先锋精神,为疲软的当代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深刻的悲情,又体现了作者世界观、人生观的虚无;一味主观上艺术创新又留下了仅对现代后现代摹写的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