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总体上把握安德森对唯物史观的本质理解,认为安德森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类型学”的唯物史观思想,因此,本文的宗旨即在于揭示其思想内核和基本特征。本文主要是基于国内外学者对安德森思想的研究,通过对其代表性著作和文章的详细考察和解读,以及尽可能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探索性文本,意在理清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学术脉络和历史渊源,把握其思想横向与纵向的内在关联,揭示其深层的本体论基质和方法论意蕴,挖掘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和价值论诉求。在这一“类型学”的唯物史观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其核心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类型学”构成了其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在这一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原则的结合下,安德森集中对社会形态、社会主体、社会权力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和研究。遵循这一思路,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言,首先通过对安德森学术著作和学术成就的梳理,阐明研究安德森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是通过对安德森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再者是对安德森思想的核心理念给出轮廓性的勾勒；最后是对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予以简要说明。第二章主要是系统梳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三大思想来源,即经典马克思主义、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安德森走向了对晚期马克思思想的科学保卫和辩护,尤其采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得出的一套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范畴,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等思想,并应用于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研究中。对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安德森在与以汤普森为首的历史学派就有关英国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层面的争论中,得出了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否定诊断和结论,从而为英国引入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而走向了哲学、美学、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同时具有一种理论与实践内在分离的典型特征。最为重要的是,安德森在对阿尔都塞的极端结构主义思想的批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温和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理论源泉,经典马克思主义成了其思想的理论基石,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思想基质,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本质要素。第三章主要是阐述安德森的历史哲学思想。历史研究是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他遵循着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对社会存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进行了重点研究和论述。首先,通过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理论论证,说明社会形态在时间和空间中的集约性；其次,通过对奴隶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对比,以及对封建主义总危机的考察和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重新界定,说明社会存在的结构性和整体性。再者,通过对“封建主义类型学”和“绝对主义类型学”的细致考察,说明社会变迁的断裂性和社会形态的多样性。最后,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及欧洲封建主义与日本封建主义之间的对比,说明每个社会发展自身的系谱性和根源性。第四章主要是阐释安德森的阶级主体理论。尽管阶级范畴和理论受到了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和责难,但它在安德森的“类型学”唯物史观中却占据着核心位置。首先,在对阶级的界定中,安德森明确反对汤普森对于历史代理人的唯意志主义的界定,认为历史代理人的能动作用只有在严格的历史决定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由此形成了有关阶级的结构性定义。其次,在对工人阶级的主观意识和文化的考察和分析中,安德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享有一种典型的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缺乏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文化,得出了英国工人阶级无法自我解放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替代主义的策略,认为英国工人阶级需要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形成一种革命意识和行为。第五章主要是论述安德森的阶级权力思想。无论是历史学的研究,还是社会学的研究中,政治都是安德森整个学术著作和学术研究的一个核心焦点,而权力问题则是其重中之重。首先,安德森在《当代危机的起源》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唯物史观核心概念和理论的“具体的类型学”的阐释模式,并在这一模式下分析了英国独特的“三角地形学”的权力结构模式。其次,安德森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一文中通过对葛兰西“领导权”概念和理论的剖析,指出了葛兰西有关西欧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说明中存在的三大矛盾和问题,同时提出了他自己对西欧资产阶级权力结构本质的说明和对东西欧权力结构模式的思考框架。第六章主要是探讨安德森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策略思想。在安德森看来,无论是苏俄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普遍缺乏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策略。一方面,安德森在对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策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前者是一种真正的适应,后者是一种错误的适应,从而接受了列宁的经典工程,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安德森在对葛兰西“阵地战”策略的批评基础之上,为西方无产阶级提出了“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革命策略。但鉴于这一革命策略的不可行,安德森在1980年认为这一革命的社会主义理想应加入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同时在2000年从革命主义转向了现实主义。与此同时,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和新自由主义的祛魅中,安德森设想了一种资本主义全面变革之后的社会主义理想国,一种真正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七章主要对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思想进行一个总体的评析。从本体论来看,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的部分改造和汤普森的完全摒弃不同,安德森始终把唯物史观当作一种有关历史的理论话语体系,在对它的坚决保卫和辩护中回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径,坚持了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原则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从方法论来看,安德森采用了一种多元的方法论,经验的、理性的、历史的、结构的、总体的和比较的,并在这些方法的杂糅和交汇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类型学”唯物史观的思维范式。其中,历史和社会构成了“类型学”唯物史观的两个根本维度,从而形成了一种总体的历史社会理论。从认识论来看,社会主义构成了安德森“类型学”唯物史观的理论诉求和价值旨归。他怀有一种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汤普森等人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同,前者的理论基础在于其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者的理论基础在于其人本主义和道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实践论来看,安德森始终坚守着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运动的结合。在对第一代新左派的道德政治实践的拒绝中,安德森走向了科学的政治实践。但在这一科学的政治实践中,繁荣的革命理论与无为的革命实践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