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研究是现今史学研究的热点,而以地区开发的视角研究一个府县级政区的论文则鲜有。本文以明清时期的寻甸地区为研究对象,对该区域的开发进程进行梳理。寻甸为典型的汉夷杂居区,且山多田地少,山地特征明显,明清两代正是在此大背景下进行区域开发。明代内地汉族军事移民大量迁入,以及军屯对寻甸坝区的开发,使寻甸由先前彝族先民为早期开发者转为以汉族为主体,回、彝等各民族共同开发的态势。清代以汛塘哨戍为代表的内地汉族移民持续进入,带动了寻甸广大山区的开发,山区成为清代寻甸开发的重点。本文第一章叙述了明代以前寻甸地区的历史发展状况。寻甸地区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山地岩溶地貌广布,而山间河谷坝子稀疏,这是研究明清时期寻甸地区开发状况时应首先考量的自然地理因素。寻甸早期的开发者为彝族先民,至元代,中央王朝在此设置了与内地行政区划一致的仁德府,进行了较为有效的管控,并施行了屯垦制度,在府城周边的坝区进行了军民屯田,为明代大规模屯田奠定了基础。而此时的汉民也逐渐免于被“夷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汉族群体,与进入的回族、当地原住彝族先民一起,共同为寻甸的开发做出贡献。第二章重点叙述明代内地汉族军事移民对寻甸开发的影响。分别建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和嘉靖七年(1528年)的木密、凤梧两守御千户所对寻甸的开发起了巨大作用。首先是两千户所军士的组成多为内地汉族移民,加之随之带来较高的农业技术水平,使其成为寻甸开发的主力军。其次是卫所屯田的分布在元代的基础上大为拓展,不在局限于府城近郊：木密所军屯集聚于今寻甸东、南面塘子镇、羊街镇之山脚坝区,而后置的凤梧所军屯因军事防卫与屯垦的需要,只能将开发的视角转向离府城上百里外的西北及北面的零星坝区与谷地,于是呈现寻甸东南部集中成片,西北部零星散布的军屯局面。这些屯田区人烟稠密,生产发展,为后世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中多数成为现今乡镇的驻扎地。明代中叶大规模设置的哨戍,本为维护道路安全,确保社会稳定,客观上成为了山区初步开发的急先锋。与军屯集中于东南部不同,这些哨戍更多的集中于西、北部的广袤山区地带,这批哨戍依托于山谷坝区中的屯田区,有些就成了汉族移民在寻甸山区的定居点,成为后世对山区持续开发的据点。后两节又对寻甸军民府“改土置流”的反复以及寻甸府城的筑建变化进行了分析,实质是寻甸地区汉族移民已逐步成为社会经济开发主体而在上层建筑的反映。第三章重点叙述清代寻甸山区的开发进程。康熙五十年“盛世兹丁,永不加赋”的人口赋税政策,摆脱人头税的束缚使寻甸人口得到一个较快的发展。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使得清政府在全国推行“鼓励垦荒”的土地政策,西南则将目光投向山地；而以玉米、马铃薯为代表的美洲高产早地作物的引入与推广,因其高产、营养丰富,在贫瘠的红壤亦能丰产,有效解决了开发人口的口粮压力,成为寻甸山区开发的助推利器。同时清王朝对山区管理也随之深入,研究发现,清代初期设置的汛塘制度与明代的哨戍有着继承关系,清代寻甸州的汛塘集中于寻甸的北、东北、东、东南方向,且部分沿袭了明代的哨戍点,而清代寻甸州的新设哨戍则集中于寻甸的西北、西、西南方向,有清一代,哨戍与汛塘并存,互通生气,构筑寻甸山区安防体系。而作为从内地招募而来的穷苦绿营兵,以所处偏远哨所、塘房为基础,开山地、辟农田、修道路、兴水利,开地立业,聚成村寨,成为山区开发的一支重要力量。运用地名学的方法,统计比较寻甸地区的聚落地名变化时,发现清代东南部四里的屯垦地名、汉族姓氏移民较多,西北部四里哨戍地名、新增或新分出的聚落地名较多,而从总的聚落数量而言都处增长趋势,但西北部四里中的聚落数一直高于东南部四里,道光七年更是占全部在载村落数的64%的数据来看,清代寻甸地区的开发重心已从明代的东南部的坝区、半山区转向西北部的山区地带。第四章则是对汉夷杂居下山区开发的典型个案研究。通过对云南省寻甸县七星镇总必村这一至少具有三百年历史的山区移民聚落进行较为细致的田野考察,从侧面反映出清代以来寻甸地区的山地开发状况,同时也是对突破山区研究文献不足时的一个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