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诗坛在永明体和宫体诗的创作风气下引发了关于古今新旧之争的讨论,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批评家都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文心雕龙》和《文选》继承了自《诗大序》以来情志统一的诗歌观,而《文心雕龙》更明显地强调了诗歌禀情而作的特性。面对先秦时期最重要的诗歌集,《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了对《诗经》的尊崇,但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刘勰认为《诗经》体现了极高的文辞水平且感情充沛,是“为情而造文”的标准和典范,而萧统只是将其作为一部不可动摇的经典进行瞻仰,更重视的是它的典范地位。对于汉代诗坛,《文心雕龙》和《文选》提到的代表诗人和作品篇目基本吻合,但在张衡的代表作上,显示出两书对待七言诗的不同看法。在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上,两书的观点也是不同的,刘勰以为五言诗源千先秦时期,而萧统则以为五言诗源于汉初的李陵诗。关于建安诗坛,《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两篇提到的七位诗人除了徐干之外,《文选》都有收录,只不过刘勰出于乐府诗的雅正观而不喜三曹为代表的汉乐府诗作,显示了《文心雕龙》浓厚的辨体意识。对于正始诗坛,《文选》所选的三位诗人恰好是《明诗》里提及并持赞扬态度的三位诗人,两书在正始时期代表诗人的选择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对于《文心雕龙·明诗》夸赞的左思和张华这两位西晋诗人,《文选》均以较多的数量收录,其中《文心雕龙》褒扬的左思《咏史诗》,《文选》全部收录。但是西晋诗坛,《文选》收录最多的是陆机诗,这体现了《文选》对其繁缛绮丽诗风的肯定,说明《文选》录诗极重审美特性,而《文心雕龙》以陆机诗为“繁”,显示对丽的接受程度上两书的不同看法。东晋诗坛玄风大盛,《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郭璞诗的肯定,体现了对这位脱俗于平淡寡味的玄言诗风的杰出诗人的称赏。对于南朝宋齐诗人,《明诗》篇避而不谈,但是从《通变》篇对文风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刘勰对“新”的肯定和对“讹”的不满,而《文选》则大量收入了此时以新变、雕饰、华丽等艺术性见长的作品,体现了《文选》对“声色大开”诗风的接受。同时《文选》也收录了与刘宋诗风不同的以自然清新见长的陶渊明的作品,体现了《文选》选诗也并不是一味重丽,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应当说,在从先秦到刘宋的诗歌发展历程中,两书对历代代表诗人的选择多有吻合。但是两书于西晋和刘宋诗坛则体现出了不同的看法：《文选》于此二代收录诗歌最多,《文心雕龙》却分别认为它们“浅而绮”、“讹而新”,虽承认其文采华妍却对“离本弥甚”表示不满。在对诗歌的评价标准上,刘勰尊重《诗经》,但是他对《诗经》的认识与裴子野代表的复古派并不相同,他是从《诗经》“为情而造文”的典范意味而言的,他不同意新变派一味追求辞采,更不像复古派对辞采、性情完全排斥,在当时的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文选》的选诗在齐梁时期是较有自己的特色的,它重视诗作的审美特色,看重“能文”,但是也重视对儒家风雅精神的继承,不像新变派那样激进而只看重文辞等艺术技巧,也不像保守派那样守旧而否定文学发展踵事增华的趋势,而是显示出宽容、中和的君子风度。两书均表现了折衷的思想,其中《文心雕龙》以情为本的观点贯穿全书,认为情为立文之本源,而《文选》对文学发展“踵事增华”的肯定和入耳悦目作用的强调体现了地诗歌的审美特性是更为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