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在其前期代表性著作《论文字学》中，集中对“文字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德里达认为，由于受到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从柏拉图开始，历史传统易将声音置于文字之上，文字一直处于弱化的地位。卢梭可以说是第一个提出文字还原系统的人，他的文字理论影响了其后的许多语言学者和哲学思想家。卢梭在《语言起源论》中把文字贬为一种替补，是对语言的补充。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在《忧郁的热带》中大谈文字的暴力和剥削作用。文字的到来，一场“文字课”的排演，打破了巴西原始土著居民原本纯粹美好的自然状态，文字成为奴役人的工具。语言学家索绪尔如法炮制，同样将文字驱逐出语言学领域，把文字看作语言的外在表现现象，是无用而有危害的。德里达显然不同意卢梭、列维-斯特劳斯和索绪尔等人对语言文字的看法。他立足于字母产生之前文字理论的渊源，就文字暴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重新概括并扩展了文字的概念。文字在德里达那里超越了能指而表示所指本身，它不仅表示书面铭文、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的物质形态，而且表示使它成为可能性东西的总和。德里达用自己新造的词延异——延缓和差异来解释文字，文字是差异和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文字并非纯粹的口说言语的记录，它在成为一种语言之前，首先是一种踪迹。踪迹是由符号相互联系起来的，每个踪迹是区别于另一个踪迹而存在。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都要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在场的要素，我们没有理由一开始就指责文字是侵入语言系统内部的外来暴力。因此，德里达决心改变传统贬低文字的看法，认为文字对人类社会组织、情感世界、文化生活和生产方式产生的影响极其深刻。而对文字概念的重新界定也集中蕴涵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路，从被历史所遮蔽的非在场要素入手，站在全新的视野来展开对语言文字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