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其中的代表性国家美国频繁使用一种域外适用的经济制裁行为用来干涉他国金融贸易自由,打压他国企业正常发展交易需求。域外经济制裁行为是指制裁发起国在发起制裁行为后,除禁止本国国民同目标国进行经贸活动外,还要求第三国国民也要遵守制裁条款不再与目标国进行经贸活动的行为。这些所谓的域外适用经济制裁行为很容易被滥用并成为损害第三方国家合法利益的手段,因此常常会引起第三方国家的抗议。同时,这种滥用行为本身从合法性角度来看既不符合国家管辖权所应遵循的原则,同时也不符合国际利益的要求,不具有合法性。美国的域外经济制裁行为背后有着一套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条例和行政命令在内的完整严密的国内法体系,政府中也有专门的职能部门负责该制裁行为的实施,并且还有着一套强势的适用标准和处罚措施,是比美国军事霸权更有利的对外武器,并逐步发展为一种常态化的贸易保护手段。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域外经济制裁行为普遍都持不赞同的否认态度,并认为应该由政府作为责任核心,利用合法手段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双方国力和国家经济发展大方向后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应对。我国作为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在诸多领域内都和美国直接竞争,并且由于和美国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自然也就成为了域外经济制裁行为的重点关注对象。随着中国企业近些年逐渐走出国门的发展需要,随之而来的遭遇美国域外经济制裁的风险也变的越来越频繁,著名的中兴通讯遭遇美国制裁的事件,就是我国企业遭受域外经济制裁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在应对这种域外经济制裁威胁时存在着企业合规意识淡薄、相关立法缺失、政府缺乏体系化应对措施等实际问题。面对这种现状我国应该尽快以政府职能为核心,构建符合国情的行政法律制度来应对现有的域外经济制裁威胁。立法层面,政府和相关立法机关应该尽快推进相关专门法律的出台,依照《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依程序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阻却法案,弥补立法缺失。在防卫措施方面,政府要依法推进建立我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合理规划完善制度建立的法律基础、适用对象、管辖范围、程序规则和救济方式等问题。在合规意识方面,政府要加强对企业海外经营的合规监管,解决我国目前对外经营中制裁合规风险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做到监管职权分配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不缺位,并在监管中发挥社会组织效用。在对制裁受损企业救济问题方面,政府可运用合法合理的税收优惠,行政补贴,政府采购等政策手段为我国受损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帮助我国企业减少损失,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