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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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城镇化进程不断走向深入,行政区划调整逐渐成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党和国家一直重视行政区划在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方面的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进一步强调了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种手段对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历了多次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调整。目前,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行政区划调整逐渐集中于县级层面,包括强县扩权、区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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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城镇化进程不断走向深入,行政区划调整逐渐成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党和国家一直重视行政区划在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方面的作用。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进一步强调了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种手段对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历了多次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调整。目前,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行政区划调整逐渐集中于县级层面,包括强县扩权、区界重组以及撤县(市)设区等。其中,撤县(市)设区已经成为当前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行政区划调整手段,因此对其政策效应进行分析与评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撤县(市)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以求为撤县(市)设区的实施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本文首先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分析了撤县(市)设区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一方面,撤县(市)设区可以通过作用于土地要素来影响经济增长。在我国独特的土地管理体制下,撤县(市)设区的实施能够增加建设用地指标与建设用地面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区土地要素资源错配的窘境。新增用地既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又能通过“土地财政”作用于资本要素,从而通过资本要素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撤县(市)设区实现了规模扩张与区域整合,进而通过集聚效应与竞争效应同时推升区域经济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还能促进知识外溢、推动企业的创新与技术进步,并作用于经济增长。其次,本文以2010-2018年全国范围的样本为考察对象,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法对撤县(市)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评估。具体而言,本文首先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对2010-2018年间发生撤县(市)设区的实验组样本与未发生撤县(市)设区的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对于研究期间每一年发生撤县(市)设区的实验组样本,从未发生撤并的对照组样本中基于滞后一期的协变量选取符合标准的匹配对象;其次,利用匹配后的样本检验撤县(市)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平均效应、区域异质效应与动态效应;最后,利用时间安慰剂和地区安慰剂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表明,撤县(市)设区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且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撤县(市)设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动态演变过程总体呈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此外,政策效应的发挥存在2年的滞后。然后,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法与识别渠道法对撤县(市)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本文选取建设用地面积与土地出让金作为反映土地要素扩张机制的代理变量,选取专利申请数作为技术进步机制的代理变量;其次,将代理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放入双重差分模型中,检验撤县(市)设区是否对土地要素与技术进步存在影响;最后,将代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放入基准模型中,并将政策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与未放入代理变量时的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分析撤县(市)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路径。检验结果表明,撤县(市)设区的实施对土地要素扩张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于建设用地面积与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均有正向促进效应,并且确实通过土地要素扩张作用于经济增长;但是撤县(市)设区对技术与创新不存在显著作用。因此,撤县(市)设区主要通过要素扩张这种粗放模式作用于经济增长。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为了减少时滞效应,撤县(市)设区的实施应该且可以提高效率,加速城区的融合与制度的落实;适当调整我国地方政府官员过于看重GDP的考核制度,以延长撤县(市)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响应我国的创新驱动战略,让撤县(市)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摆脱要素投入等粗放型机制,注重创新与技术进步,转向依靠技术创新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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