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性别文明也与时俱进。男女平等是我国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在现实中,拐卖女性犯罪严重侵害女性权益且屡禁不止。关注被拐卖女性权益保障的困境,分析原因所在,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对于进一步提升女性权益保护的实效和水平十分必要。本文从917份拐卖妇女罪裁判文书切入,勾画被拐卖女性权益受侵犯的现状及权益的救济状况,针对这些现状和问题,结合学界的其他研究,将拐卖女性犯罪及被拐卖女性权益问题放在社会这一大系统中,探讨被拐卖女性权益保护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从多维度提出完善被拐卖女性权益保障的方向性应对方案。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裁判文书,呈现拐卖女性犯罪中女性权益受侵害及救济的现状。从宏观视角看,被拐卖女性权益受侵害的特征包括:一是权益侵害程度深,尤其被拐残障女性的权益保障更加困难;二是犯罪女性犯罪团伙化明显,增大了打拐工作难度,给女性权益保障带来了阻碍。从微观视角看,被拐女性权益受侵害的具体特征表现为:首先,被拐卖女性权益受损多样并严重。拐卖中产生的非法拘禁行为、故意伤害行为和性暴力行为,使女性的人身自由权、性自主权和身体健康权受到侵害;其次,受害女性的地区特征,主要显示为从原来集中在西南地区,流向华东和华中地区;第三,受害女性的年龄特征为集中在学龄和育龄区间;第四,精神残障女性更易遭受拐卖和多次转卖。女性被拐卖后,被救济情况呈现的特点包括:一方面,从定罪率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适用情况来看,定罪率极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适用率极低,这可简单概括为对被拐女性权益的保护,呈现出重刑罚处罚,轻其他救济方式的特点;另一方面,对受害女性的法律救助以公安机关救助为主,社会救助作用发挥不明显。另外,受害女性被解救后不易重新进入家庭和融入社会。第二部分主要分析被拐卖女性权益保障困境的原因。拐卖女性犯罪不仅是一个法律层面的犯罪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受社会文化观念、资源配置、法律保障、社会支持等多种因素影响。相应的,被拐卖女性权益保障就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首先,社会层面的歧视女性的文化意识和偏见,延续着“男尊女卑”传统,并且强化了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弱势地位。歧视文化也是拐卖女性犯罪屡禁不止的思想基础;其次,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资源的配置不平衡,欠发达地区的女性以及特殊群体女性更易遭受拐卖,受到救济的程度和成效也不一样。第三,在法律保障方面,目前惩治拐卖女性犯罪的法律制度缺乏性别平等视角,存在量刑代替定罪、部分犯罪行为量刑过轻、重刑罚轻救济的不足;最后,家庭和社会对受害女性的再次接受程度参差不齐,社会救助机构帮助其再社会化的过程不够规范,这使得受拐卖犯罪侵害女性的再社会化进程遭受阻碍。第三部分从法社会学视角,探讨完善被拐卖女性权益保障的方向性对策。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徒法不能以自行。仅仅是打击拐卖犯罪,无法从整全意义上实现被拐卖女性权益保障。因此,针对社会层面的歧视文化,必须多措施切实落实男女平等原则,破除女性参与社会分工的刻板印象,提升女性的经济地位与人格独立性,减少女性受到拐卖犯罪的风险;在资源配置方面,加大女性的教育、司法保护、特殊人群保护方面资源配置,提升女性在面对拐卖犯罪时的韧性;在法律制度完善层面,完善打击拐卖犯罪的法律机制,全面研究收买、拐卖妇女犯罪等罪名,落实罪责刑一致原则,支持女性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当女性已受拐卖犯罪侵害后,要系统支持受害女性再社会化,重建困境女性的社会系统支持、发挥社会救助机构对困境女性的帮助、支持作用,促进被侵害女性回归常态社会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