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新刑法将非法行医行为犯罪化，由于法条仅作简单叙明，本罪的主体、“情节严重”等语义不确定，使得在将非法行医行为犯罪化的过程中，具体行为在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断模糊、变化，导致理论和实践中对本罪的相关问题存在着较多的争议。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通过介绍我国及国外非法行医罪立法概况，指出社会转型期将非行医行为犯罪化必要性，同时强调刑法介入非法行医应保持适度。然后分析非法行医罪的性质与特征，根据非法行医罪是法定犯、情节犯、结果加重犯、抽象危险犯，寻找非法行医罪的理论定位，为后面分析非法行医的犯罪构成、认定与完善作铺垫。 在分析犯罪构成与罪的认定时，紧紧围绕非法行医罪的理论定位，运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理论对非法行医罪进行解读，坚持非法行医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和适度性的平衡，强调在理论上探讨认定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情节严重”、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时，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最低限度干预原则、补充性原则、严格区分刑事制裁、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原则、法益兼顾原则，充分实现对犯罪化的制约作用。对于非法行医罪的排除犯罪事由，本文论述了被害人承诺不能成为非法行医罪违法性阻却事由，无期待可能性可作为非法行医罪的排除犯罪事由。 本文始终贯穿着抛弃以刑法为主要法律手段的“刑法万能”观念，坚持对刑法相关原则的贯彻，以期更好地体现现代刑法精神，更好地符合非法行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