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委托代理理论中，薪酬激励与公司经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高管薪酬作为薪酬激励的一个方面，有着不可小觑的力量，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被视为规范高管行为、减少代理成本的有效方式。但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备受争议。尽管2015年颁布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高管畸高的薪酬予以限制，有关数据却表明，高管与员工的内部薪酬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如果说限薪政策既反映出可能存在的公平分配缺失，又凸显了公平分配的重要意义，那么对效率与公平的多次强调则从另一方面折射出我国公平分配的缺位及社会各界对薪酬分配公平的重视程度。依据资源依赖理论，公司经营离不开制度环境的影响，而我国上市公司处于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制度背景之中。不同公司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不同，这使得我国不同公司面临的制度环境也存在差异，制度环境因素存在的差异会如何影响高管薪酬内部公平？这是我们在研究中不能忽视的。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尝试厘清制度环境对高管薪酬内部公平的影响，从而为提高高管员工薪酬的内部公平找到可行的方法。
　　现有学者研究高管薪酬公平性相关问题时，尚有几处值得思考。一方面，目前研究更多关注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而对高管与员工的内部薪酬公平的关注相对欠缺；另一方面，更多学者聚焦于高管薪酬公平与公司治理效果或公司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而对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分析尚有可探索之处，除此之外，学者们对高管薪酬内部公平可能存在区域分布的差异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还较少。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高管薪酬与员工薪酬的内部公平性为重心，分别从制度环境的市场环境因素、法制环境因素、政府干预程度、产权性质特征因素和政策环境因素五个方面探究我国制度环境对高管薪酬内部公平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产权性质特征的样本中，政府干预程度、政策环境因素与高管员工薪酬内部公平性的关系。本文先阐明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然后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在明确文章理论基础和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分年度对各省级区域的高管员工薪酬内部公平进行了排序；接下来逐一分析了市场环境因素、法制环境因素、政府干预程度、产权性质特征因素、政策环境因素以及不同产权性质特征的样本中，政府干预程度、政策环境因素对高管员工薪酬内部公平性的影响。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对文章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研究建议，同时阐明了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中尚需改进之处。
　　本文围绕研究主题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后，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各省级区域的高管薪酬内部公平性存在差异，但不同年份之间，各省的内部公平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2)市场环境因素与高管薪酬内部公平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高管与员工的内部薪酬公平程度越高。(3)法制环境因素与高管薪酬内部公平性存在正相关关系。区域法制环境越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内部公平程度越高。(4)产权性质特征因素与高管薪酬内部公平性正相关，即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存在显著不公平现象。(5)政府干预程度与高管薪酬内部公平负相关；且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存在异质性，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政府干预程度显著抑制了高管薪酬内部不公平程度，而对非国有企业的约束力有限。(6)政策环境因素主要约束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的内部薪酬差距。一方面，无论是在“2015限薪令”之前或者其后，高管与员工之间的额外薪酬显著受到该政策的负向影响，且“2015限薪令”进一步降低了国有企业高管与员工的额外薪酬。另一方面，“2015限薪令”政策加大了高管薪酬不公平程度，在“2015限薪令”之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内部公平性出现下滑。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现有研究对高管与员工薪酬的内部公平性关注不够，但高管员工的内部不公平激发的矛盾往往更易引发公司经营风险，因而本文将研究焦点放在高管员工内部薪酬公平上面。此外，本文还考虑了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空间维度存在的公平差异，按照年度对省级区域内部公平程度进行排序，在此基础上分析制度环境对高管薪酬内部公平性的影响。希望能给公司制定薪酬激励方案及相关部门制定“合法、合理、合情”的高管薪酬机制提供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