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为四部分：一、沉沦与拯救。二、神幻与绚烂。三、痴狂与理智。四、执着与孤独。分别从宗教、神话、美学、诗人心灵这四个角度，比较系统地对《九歌》的表现艺术和性质作了积极的探索。 第一章 沉沦与拯救 《九歌》是原始宗教的天籁。正是《九歌》启发了屈原对原始宗教的认同和投入，激发了屈原创作的热情。对于屈原本人而言，他努力营造的也是一种宗教的情境。《九歌》通过对仪式的模拟而使屈原顺利地进入原始宗教的圣地。在原始宗教祭歌中，屈原再次体验到了他在现实世界的感受——生别死离的悲哀。这种生别死离的悲剧感情，作为人类最深厚的感情，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先民在充满着神秘、恐怖的生活中，得以暂时的发泄、松弛，它对屈原所起的抚慰作用也是一样的。原始宗教感情和屈原自身体验的结合，使屈原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继而又通过宗教情绪的帮助，得以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抑郁和愤懑，从而将自己的精神从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 同时，《九歌》由于有宗教的支持，把苦难意识上升为一种悲剧体验，并突出地挥洒了这种悲剧意识，使得悲剧意识成为《九歌》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屈原那种对悲剧的自觉体验，对悲剧体验的一往情深，使得中国文化在温柔敦厚和放任自然之外，具有了别一种沉重而冷峻的凄艳色彩。 第二章 神幻与绚烂 《九歌》在艺术思维(想象)方面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神话思维的运用。这意味着在想象过程中无论原有表象还是新的形象，都是经过了夸张、变形，以至超出现实世界的逻辑制约。《九歌》创作的艺术想象，不仅在感性材料上，而且在思维方式上，都真接继承了神话传说的超现实特性，即神话思维，能够超出现实世界的时空距离、因果关系等制约，自由驰聘于幻想的王国。 但是，《九歌》的超现实想象，又绝非对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简单因袭和重复，它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了后者，并显示出巨大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概括地说，就是从神话的非理性的、不自觉的超现实想象，转化为艺术的理性的、自觉的超现实想象。这乃是一种质的飞跃。 同时，屈原第一次把人神关系世俗化，使神祗形象从荒蛮步向现实人生。在《九歌》里，这些“若人”的神祗所表现出的人间悲欢离合，甚含义已远远超越了初民创作神祗的主观动机。它们已不再是自然和社会的模糊解释和蒙昧幻想，也已不是高高在上的令人敬畏的统治符号。屈原在《九歌》中，对中国古代神话世俗化的整理和改造工程，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第三章痴狂与理智 《九歌》是诗、歌、舞、乐混合一体的宗教艺术，是一个人神和谐、感性解放、想象力极度扩张从而达到审美的高峰体验的极致境界，是楚国原始巫风的遗留，因此也是巫术文化的折射。通观《九歌》十一篇，离情别绪，忧思缠绵萦绕其间。诗人的精神忧郁而略有偏执。从美学意义上看，屈原由孤独感导致心理有所失常甚至略有变态，出现痴狂情结。诗人行为怪癖，情绪焦虑，偏执骚动，甚至思维有所混乱，而这更容易使诗人进入到神话思维的境界，使其融化了奇峭怪异，美妙绝艳的气象风神，呈现出感性冲动超越理性冲动的美学风采。痴狂情结作为屈原的心理的机能，激发了他楚人特有的神话思维能力，想象力更为活脱旺盛、自由奔放，从而刺激诗人构思与创作，从事审美创造活动。 但诗人在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察赋着先秦的理性精神。诗人注重的是理性与情感的中和，审美对爱欲的超越。屈原有恋美情结，但诗人对美人、美神的爱恋，都克服了本能的欲望而达到审美超越，上升到纯形式的审美向往，由此转移到艺术境界的诗性升华。 第四章执着与孤独 关于《九歌》的主旨，这是古今学者探求而又聚讼纷坛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国旧有的祭乐创作的。《九歌》中有些篇章纯属祭神歌，没有作者个人的寄托，如《东皇太一》、《国荡从《礼魂》等。其次，我们又应充分注意，《九歌》毕竟有屈原自己创作的成分，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诗人自己情感的烙印。《九歌》中不时渗透出的浓重的哀怨愁思，正是屈原不幸遭际的曲折而真实的反映。不承认《九歌》中的寄托，完全排除“私人内心的情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其深刻的内蕴，相反以为篇篇有寄寓，似乎如宋儒说杜甫“每饭不忘君”，则又忽视了祭辞的特征，难免泥而不通，穿凿附会。 为了进一步说明《九歌》决非单纯的祭神歌，也为了充分展示屈原诸作在总体上的一贯性、一致性，笔者在本章的第二部分将《离骚水《九章》等篇和《九歌》加以对照，从内在精神上寻绎出相似之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九歌》中是有所寄托的，但这种寄托决不是那种用事实一一来指证的寄托，而是屈原整个心态的和情感的寄托。我们似乎可以肯定，《九歌》恰好处在一个过渡状态之中，它借用祭祀的形式表达了个人的感情，也可以认定为对祭歌的一种精致的模仿，它是这两者的联接状态。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