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据表明,男性的新冠肺炎死亡率远高于女性,其中20-60岁男性的新冠死亡率是同龄女性的1.2-3倍。已有研究指出性别相关的生物学差异（如免疫反应差异等）和人口社会学因素（如年龄结构等）可能导致新冠肺炎感染和病死的男女差异。然而,对于为何男性劳动年龄人口在新冠大流行中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健康脆弱性,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劳动参与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新冠肺炎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尚未可知。新冠大流行出现的“重男轻女”问题已经影响到全球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劳动人口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有必要探究产生死亡率差异的原因,以期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更多证据支持。为此,本文主要关注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新冠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在各个国家有何不同?劳动参与率效应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男性更高的新冠死亡率?劳动参与率在不同年龄组上的解释程度是否一致?本文的研究思路为:首先,围绕新冠大流行中的现象提出问题,在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性别分工理论、性别角色理论以及健康的决定因素理论进行阐述,梳理了理论框架。其次,利用2021年2月28日-3月5日期间,14个国家（地区）官方公布的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的累计数据,结合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分性别年龄的劳动参与数据,对劳动参与、新冠确诊和死亡的特征以及年龄模式进行了国际比较。然后,采用人口统计学的死亡率差异分解法,对新冠死亡率的性别差异进行因素分解。具体来说,以各国（地区）的女性为参照组,对新冠粗死亡率（CDR）的性别差异逐步进行了二因素（年龄结构、年龄别死亡率）、三因素（年龄结构、年龄别病死率、年龄别确诊率）、四因素（年龄结构、年龄别病死率、年龄别确诊率、年龄别劳动参与率）分解,分析在纳入劳动参与率后,人口结构因素（年龄结构）和非人口因素（年龄别率）对死亡率性别差异的解释程度以及各效应对不同年龄组的贡献。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结合大流行下脆弱群体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对策。研究结论为:（1）14个国家（地区）男性新冠死亡率均高于女性,且发展中国家差异更大。在年龄组上,死亡率性别比（男/女）呈“倒U”型,劳动年龄人口的死亡率性别比高于其他年龄人口。（2）二因素和三因素分解结果显示,年龄结构效应甚微,年龄别病死率效应为主导因素,即男女患病的严重程度差异是导致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男性感染后可能更易发展为重症。（3）纳入劳动参与率后,四因素分解结果显示,对于男性更高的新冠死亡率,劳动参与率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解释程度更高:墨西哥、菲律宾和哥伦比亚的劳动参与率效应占比大于70%,对墨西哥的解释程度高达78.64%。（4）对劳动年龄人口分年龄组的分解表明,劳动参与率效应对40岁以上新冠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的解释力度较大,且对发展中国家50-59组的解释程度更高,其中菲律宾和墨西哥50-59岁组的劳动参与率贡献值大于70%。中高龄组男性劳动人口的健康状况更差,在参与社会劳动的过程中叠加了其脆弱性,增加了死亡风险。宏观上劳动参与率因素较大程度上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男性劳动年龄人口更高的死亡率,男性群体较高的劳动参与程度可能导致其更高的新冠死亡率,各国在制定防疫政策和规定的过程中有必要考虑劳动参与的性别差异。可以从以下四点着手:第一,关注欠发达地区的中老年男性劳动人群,制定有针对性的新冠防疫干预措施;第二,完善劳动保障体系,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第三,关注男性健康脆弱性,实施疫苗和防治的差异化性别策略;第四,在新冠数据监测中纳入性别视角,以更好识别大流行中的脆弱群体,促进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