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但理论研究陷入困境难于突破,往往局限在自身挖潜上特别是对新闻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呼吁和强调。媒体监督在实践中也遭遇诸般困难。其主要瓶颈皆缘于制度困境。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不断探索,媒体监督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的潜能已被充分激发,进一步发展必须期待制度环境的新突破和变迁。这一结论为媒体监督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制度的视角。2008年5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媒体监督而言,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该论文探索性地使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探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媒体监督的影响。论文的主体结构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媒体监督的现状,二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规读解,三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媒体监督的影响。第一章主要考察媒体监督的现状和困境。首先对媒体监督进行概念的界定,探讨了不同定义之间的内在逻辑。该章认为,媒体监督具有永恒而重大的意义,是新闻媒体的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媒体监督总体上有很大进步,但目前基本进展维艰。该章从权力维度、法律维度和职业维度三个层面对复杂的成因进行分析。从权力维度来说,现行政治体制下地方保护主义对具有等级的媒体监督进行顽强抵制。从法律维度来说,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法律教育的不普及成为媒体监督的两大痼疾。从职业维度来说,媒体监督存在非职业化误区,表现为媒体活动的非职业化和媒体伦理道德的失序及失效。第二章主要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加以读解。通过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解读其总体特征以及具体诉求。其总体特征可概括为“可控之公开”,论文分别从法律的位阶、信息公开的主体取向、信息公开的特点来予以阐释。具体诉求则都是对“可控之公开”的阐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具体诉求在三个层面得以分析,包括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广泛性和主体、内容、程序的法定性。第三章主要分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对媒体监督的影响。政府信息公开对媒体监督的影响包含宏观与微观、外部与内部两个层次。宏观层面还包括历史语境和制度环境两个角度,微观层面则特指其对现实的具体影响。历史语境就是信息公开原则在世界范围内潮流的渊源和在我国的萌芽与发展历程;制度环境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置身其中的传播法体系。这一章前两节从历史语境和制度环境两个角度对媒体监督的宏观层面展开分析,以求充分理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历史与现实交叉坐标系中的定位,以更好地理解其对媒体监督的影响绩效。因此第一节讨论信息公开原则渊源和学理基础,以及这一原则的确认对媒体监督的意义。第二节讨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对媒体监督制度环境的影响。第三节则从微观角度讨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媒体监督在现实层面的具体影响。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前两节是对媒体监督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后一节是对媒体监督内在的调整和规范。本论文是一篇推理性的预测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实证分析(事实证明的史学方法)、历史比较和制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