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近代化之旅已然开始。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知识分子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不同的政治派别为了中国的自强求富而不断努力。《时务报》作为激烈动荡时代的产物,就其本身和其所承载的内容而言,是知识分子探索救亡图存、发表变革主张的重要舆论阵地,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主要创办者,汪、梁二人在其存续期间利用这一舆论阵地阐述了大量政治见解与变法主张。汪、梁二人集中代表和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巨变所做出的反应。将汪、梁进行对比是因为汪康年和梁启超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但是他们利用《时务报》为社会改良做出了贡献,二人具有代表性,是了解这一时代特征的一个窗口。本文从不同方面对汪、梁二人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主张进行研究,旨在深入理解这一时期不同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和设想。本文将从五章内容对汪、梁变法主张进行分析探讨。第一章通过对《时务报》进行探析,主要了解汪、梁二人与该报的关系,以及他们于该报创办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章通过汪、梁二人在《时务报》上对变法必要性认识的探究,进行比较,分析此种认识的社会根源与个体的知识结构之间的联系。第三章通过分析二人对于开议会、办学校的主张,进一步了解不同知识分子背后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第四章是分析汪、梁二人对工商求富和军事自强的变法主张,来深入探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工商求富和军事自强的主张和设想。第五章通过对汪、梁变法主张的评析,着重就《时务报》的停刊原因进行宏观分析,同时对汪、梁二人的变法主张进行评价。通过对汪、梁在《时务报》上变法主张的比较研究,本文认为汪、梁二人的变法主张,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宣传意义和启蒙意义,他们代表不同的政治派别,其变法主张除了反映个人对社会在各方面的设想外,更多的反映了不同派别的斗争和利益诉求以及其对社会变革的设想。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汪、梁二人并没有试图去弥合因不同派别斗争而产生的社会裂痕,而是加速了这种社会裂痕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