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何寻求发展核武?为何保持核自制?又为何选择弃核?本文从这些问题出发,在全面考察了既有四种解释模式(安全解释、国内政治解释、社会学解释以及心理学解释)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料的基础上,试图回答朝鲜、利比亚以及伊朗三个国家核行为的差异,包括原因与结果。论文借鉴吸收了既有研究的一些观点和概念,同时也综合评估了既有理论的不足,并以此为突破口,提出了一个以国家地缘区位为独立变量、国家战略选择的偏重以及国家“自我-关键他者”的国际互动为干扰变量的整体解释框架。本文认为,由地缘政治界定的国家地缘区位乃是国家核行为的基本条件,它是界定国家追求安全目标的意志力的基本依据；而由“自我—关键他者”互动所体现的国际安全信息的对称与否则是国家在现实中可能从拥核转向弃核或从弃核转向拥核的干扰变量；同时,国家战略类型的选择也是决定国家核武结果的重要干扰变量。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国家地缘区位是决定一国是否发展核武的潜在性依据,处于大国地缘博弈核心区域的国家较博弈边缘地带国家具有更强的发展核武的动机与意志。由于处于大国政治的漩涡之中,此类国家试图将发展核武作为宣示政治独立的工具；国家地缘区位仅仅是决定国家核行为的基本变量,国家“自我-关键他者”的国际互动是国家阶段性核行为现象的干扰变量,在“自我—关键他者”互动所反映的信息对称情形下,国家倾向于核自制,即使是处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心地带的国家,反之,国家则倾向于从核自制转向极力发展核武；此外,同样处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心的国家,当国家选择国家独立优先战略时,这类国家最终能够突破核武框架的制约而成功拥核,而当国家选择地缘情感优先战略时,国家最终将被迫放弃核武选择,其核武轨迹将呈现先上升后回落的抛物线状。在提出假设之后,论文的重点就是通过案例的追溯对这三个假设进行检验。在整体结构的安排上,本文分导论、理论、案例以及结论四个部分。具体而言,在导论部分,文章对既有研究进行了综合评估与解析,指出既有研究在解答“国家核行为”这一谜题上提供真知灼见的同时,仍存在着动因与结果的解释不能兼顾的不足,而这些不足正是本文提出尝试性假说的突破口。在第二章即理论框架部分,文章承接前章的理论思路进行演绎,提出了上述基本假设。在案例部分,文章遵循比较案例研究的基本原则,选取朝鲜、利比亚以及伊朗三个国家作为进行历史考察,从国家地缘区位、国家战略选择以及国家“自我-关键他者”互动这三个变量的作用上阐释了它们与国家核行为之间的关联,从而从实证角度完成了对本文主要观点的验证。在结论部分,文章首先全面总结了在朝鲜、利比亚以及伊朗各案例中的各自特征,以及背后所隐含的不同变量组合作用机制。在地缘区位上,朝鲜与利比亚具有同等特征,处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区域,而伊朗则处于地缘中心-边缘的承接地带；在国家战略选择方面,朝鲜坚定奉行国家独立优先的战略,利比亚则采取了地缘情感优先的战略,伊朗则奉行国家独立优先与地缘情感优先并举的混合战略,并在不同历史时段表现为两者间此起彼伏的战略偏重,因此三者核行为结果迥然相异；在国家“自我-关键他者”的互动方面,三者的互动所隐含的国际环境信息交换情况也各不相同,朝鲜的环境信息交换情况始终处于不对称状态,而利比亚和伊朗案例中,环境信息的对称情况有所变动,其作用于各自核选择较为隐性。上述三个变量的组合作用导致了现实中所呈现的三者极为不同的核武轨迹,即朝鲜最终突破、伊朗始终周旋,利比亚则最终屈服。最后,文章在结论部分依据本文所阐释的国家行为作用机理,简单提出了几个政策启示,这几个启示既为国际控制核扩散努力指出了政治意义上的缓解途径,同时,由于涉及战略选择问题,因此也为国家在外交战略方面的选择提供了基本的思考。总体上,本文的观点现实但不悲观,它基本回答了“穷国与技术贫弱国家极力发展核武,而技术发达与经济支撑雄厚的国家却又选择核自制”这一国家核行为悖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