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到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加速期，表现出“后总体性社会”的特征。在这个阶段，“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自由流动资源”增加，市场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民间社会力量在此基础上开始发育，而国家权力逐步由一种无限权力转化为有限权力。这一社会转型的过程自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呈现一种更为复杂的状态。这是研究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背景。由于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对基层社区研究缺乏解释力，本研究采取“实践社会学”的研究策略，以长沙古井社区居委会为研究个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社区事件”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行动逻辑。经过实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社区居委会既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也是一个准行政化组织；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这种双重身份使社区居委会遵循着两种看似矛盾、实际却并行不悖的行动逻辑：一是追求“行政合法性”的行动逻辑，二是追求“社会合法性”的行动逻辑。我们发现，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化组织”无法解释社区居委会的这种悖论现象。然而从“组织关系”的角度，将基层社区组织视为“行动者”时，这一现象便可以得到解释：社区居委会不仅是一个结构化的组织，还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在追求“双重合法性”的过程中，扩大了自由活动空间，增加了自由流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