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其中提到能源结构调整目标。我国“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为了降低碳排放、实现低碳发展，需要依靠技术的力量来调整能源结构，而目前我国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体现式的。因此本文首先采用两种方法分别从国家和地区层面测算了我国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然后从能源消耗强度、产业结构等因素探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能源结构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从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能源结构进一步验证两者的作用关系。通过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位数回归法（QR）进行回归得出，无论对东部、中西部还是全国而言，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投资规模都能降低能源结构。但是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投入规模和资源分布的差异，对能源结构的降低程度不同。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对资本设备的引进和投资力度领先于其他地区，包含在资本设备中的技术进步对能源结构的影响比中西部地区大些。但在同一地区内，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高能源结构组的影响较大，低能源结构组由于进一步降低的空间变小，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其影响作用也变小。能源消费强度对不同水平的能源结构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对能源结构越大的地区表现得越为强烈。经济增长在高能源结构时促进了煤炭的消费，在低能源结构时减少或者抑制了煤炭消费。工业化程度对低能源结构组的影响比高能源结构组要大。产业结构的调整能有效抑制低能源结构地区的煤炭消耗。城市化规模对高能源结构组的影响较大甚至反向；投资规模对高能源结构组的影响大于低能源结构组，对低能源结构组影响可能为正。最后根据实证分析所得的结论，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和全国三个层面不同维度提出改善能源结构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