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德”与“礼法”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维系阶级统治的重要指导思想,表示特定时期统治阶级寄希望实现的政治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同“礼法”思想相比较,当前学者对中国传统“刑德”思想的研究在数量和方向上略有不足。“刑德”思想涉及传统中国的政治法律问题,对中国传统“刑德”思想产生及内涵流变的梳理,有利于探索中华文明在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上特有的思考轨迹和话语逻辑,对于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与法律体系而言,可以提供一定的实践逻辑与历史借鉴。引言和五个主体部分内容如下:引言部分,阐述了中国古代“刑德”思想的研究必要性以及当前学界对“刑德”思想的研究现状。“刑德”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对“刑德”思想的研究,可以为新时代“德法共治”的社会治理理念提供一定的史料例证与理论支撑。当前学界缺乏对两汉以后“刑德”思想的研究以及缺乏对经典古籍中“刑德”思想产生及流变的整体性研究,对经典古籍中蕴藏的中国古代“刑德”思想产生及流变的梳理,可以为“刑德”思想的后续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第一部分,阐述了“刑德”思想的起源。“刑德”思想起源于“赏罚”思想、“德礼”思想,表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路径或两种相互作用的社会状态。“刑德”思想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家或者执政者对于执政理念的选择与界定,客观上也对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的发展、转折等进行了记载。其内容涉及“刑”的起源、依据、预防与控制,“德”的内容与价值,“刑”与“德”的适用范围、顺序等。第二部分,阐述了“刑德”思想的争鸣与转折。先秦时期,“刑德”思想被诸子纳入本家,并借以阐发各家之要义,“刑德”思想分别具有了“阴阳”、“礼刑”、“赏罚”等内涵。各家以“刑德”之说阐述治国理政之要义,“刑德”思想由周朝的“明德慎罚”思想发展为诸子百家的“失道后德”、“先德后刑”、“重刑”等思想,指导列国变法的路径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汉之际,嬴政、李斯推崇“霸道”之术,“任法重刑”、“事皆决于法”,重“刑”而轻“德”,法家“法治”理论在秦朝具体落实为“罚治”原则,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汉初,萧何任“帝道”,主张“无为而治”、“徳刑相济”。武帝时,董仲舒以“阴阳刑德”理论完善了“帝道”学说,主张“天人感应”、“大德小刑”。“刑德”思想的内涵强调“德主刑辅”,实现了从“重刑”到“重德”的方向转变。第三部分,阐述了“德主刑辅”思想经整合、定型成为“刑德”思想的主流。魏晋时期,随着主流玄学家们对谶纬神学的批判以及律学的发展,重视“德政”的“王道”学说得到强化并被整合为“刑德”思想的核心内涵。隋唐时期,统治者“纳礼入法”,儒家伦理法获得“独尊”地位。“王道”学说被确认为为正统,儒家“德主刑辅”思想成为后世“刑德”思想的主流内涵。第四部分,阐述了“德主刑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宋明时期,“理学”“心学”将“三纲五常”视为“天理”,君主开始脱离“天道”“刑德”的束缚,“刑德”思想发展为维护君权独尊地位的理论工具;清朝时期,大批家法族规被赋予法律效力,政治上以道德规范阐释法律规则并大兴文字狱,“刑德”思想中“尊君集权”的政治属性被强化到顶峰。第五部分,对中国古代“刑德”思想的产生及流变进行了评析。“刑德”思想先后具有的“保国卫民”“卫君”等功能,是统治阶级阐释政权合理性、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思想工具。“刑德”思想内涵的流变受到君主、官吏、百姓三方势力影响,最终统一于儒家“德主刑辅”的治国原则,治国应兼顾君主、官吏和百姓三方利益。新时代“德法共治”的社会治理理念,既要重视学习“刑德”思想,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纾解政府依法治国的压力;又要严格界定“刑”与“德”的边界,勿使刑罚的执行趋于道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