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以其“田野调查”的真实性,强烈的主体批判姿态以及鲜明的问题意识力图将漂浮在虚构天空的文学重新拉回地面,以修正我们对于社会、底层形成的预设态度、思维定势和种种流行的印象和偏见,力图以“在地”的方式重新触摸鲜活的生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乡土书写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和挑战。判断她非虚构文学的创作意义和面临的困境,必须从“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评判,即:乡土文学发展百年之后,乡村图景究竟发生了什么样“质”的变化以及作者是以何种文学性的方式来展开书写的。从书写的“乡土”方面来看,梁鸿既以整体的比较视野审视乡土在“现代价值”和“都市范本”的理念参照下遭遇的现实困境。又突入内部通过细节呈现乡土繁荣背后的荒芜和无根状态,更将乡土的范围从农村延长向城中村,在“隔绝”和“再隔绝”中反思乡土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渊源。对于乡民,作者以乡民和“乡土/城市”的关系为基点,力图改变知识分子代言的方式而让农民自己说话,展现他们建构主体性的努力和被规约的困境,解放被固化的“农民”形象。在乡土价值方面,作者一反启蒙者居高临下的批判视角,力图从“是什么”走向“为什么”,在“愚昧”和“迷信”的固化标签背后研究他们的心理现实,以及这种现实究竟有何种合理性意义,在吊诡的价值悖论中探讨乡民“丰富的痛苦”和无法调和的矛盾心态。在乡土的“书写”方面,梁鸿以梁庄女儿而非外来者的角色切入,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透视乡土中国文化生活,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离真相更近也离真相更远。作者以复调叙述提炼原生态的“乡民话语”,在相互诘辩中展现他们的性格特征和遭遇的文明冲突。然而主体介入姿态过于明显,使得作者在话语的控制和阐释中消解了复调的多样性。作者以问题分章,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穿透力,然而太过清晰的划分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事物的丰富性和不可通约性。更重要的是,梁鸿将小说、诗歌、书信甚至是文献报告杂糅进文本,一方面突破了正统的“小说”的创作边界,但是她对不同文体之间意义、功能、审美效应之间的摩擦和抵牾却并不重视,因此使得非虚构文学的创作陷入了“严谨”和“美感”的双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