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市场状况”一词来自于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称WTO）框架下的《反倾销协定》第2条第2款。“特殊市场状况”规则是指,当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机关认定出口国存在特殊市场状况且导致受调查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出口价格之间不能进行正确的比较时,则可拒绝使用受调查产品在原产国的国内价格来计算其正常价值,该产品的正常价值可使用受调查产品的成本加上合理的费用来计算（这被称为推定正常价值或结构正常价值）。在反倾销实践中,欧美澳等进口成员经常以出口国政府对受调查产品的原材料或投入品进行干预为由,认定受调查产品存在特殊市场状况,拒绝使用出口商或生产商所提供的成本数据,并以所谓未受扭曲的同类原材料的成本来替代,或对此成本进行适当的调整,再加上合理的费用与利润,在此基础上计算进口产品的推定正常价值。因此,“特殊市场状况”规则又被称为“成本调整”方法。“特殊市场状况”规则具有特定的经济逻辑与重要的法律功能。“特殊市场状况”规则的经济逻辑之一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部分产业存在“非市场状况”,导致某些产品的原材料价格受到扭曲。该规则的另一经济逻辑是上游产业（原材料）受到的资助或利益将通过交易活动传导至下游产业（最终产品）,使下游产业的产品价格不能反映正常的市场经济规律。第三个经济逻辑就是,因为反倾销调查的涉案产品的部分原材料价格（如能源价格）遭受了扭曲,且该扭曲已经被传导至涉案产品,所以反倾销调查机关可拒绝使用涉案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并就其中受到扭曲的成本价格进行调整或替代。就其法律功能而言,“特殊市场状况”规则可扩张传统反倾销法的适用范围。具言之,该规则不仅能够抵制外国企业在进口国市场的低价销售行为,而且还能打击低价销售行为背后的原因,使得反倾销法的适用范围从直接规制私人行为扩展至间接规制出口国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市场运行模式。“特殊市场状况”规则的另一法律功能是通过打击那些并非WTO法律意义上的补贴行为,来填补反补贴法的缺漏。欧、美、澳的反倾销立法从宽界定“特殊市场状况”,授予调查机关宽泛的认定“特殊市场状况”和计算推定正常价值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严重突破了WTO《反倾销协定》的授权范围,促使调查机关从高认定正常价值。欧、美、澳的反倾销实践表明,政府干预是出口国存在“特殊市场状况”的重要证据,原材料的国内价格被人为压低是“特殊市场状况”的重要表现,但是调查机关的证明过程存在较大的瑕疵,很多结论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调查机关往往基于可反驳的推定就匆忙作出认定,缺少深入全面的论证,信息也不够公开透明。WTO框架下成员方实施“特殊市场状况”规则的合规性分析主要基于《反倾销协定》第2条第2款以及第2条第2款2项1目两个条款来展开。依据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反倾销争端案中的裁决意见,欧、美、澳的反倾销实践存在一定的违法之处。具体而言,调查机关并未能证明“特殊市场状况”不属于正常贸易过程;调查机关在没有证明“特殊市场状况”导致涉案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与出口价格之间不可比时,就错误地拒绝使用该国内价格;调查机关错误地审查受调查的出口商或生产商所记录的成本数据的合理性,并错误地使用所谓未受扭曲的外部基准价格（第三国同类产品的价格或国际市场通行价格）来直接取代受调查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但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并未禁止调查机关通过参考外部基准价格来调整涉案产品的成本,使得进口成员可通过“成本调整”来迂回地实现“价格替代”的目的,可能会导致反倾销措施的滥用或误用。目前,澳大利亚尽管已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却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频繁实施“特殊市场状况”规则,刻意提高倾销幅度,我国出口产品遭遇新贸易壁垒。为此,我国在国内层面应积极应对外国对华反倾销调查,同时合法、有效地采取反制措施并积极深化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在国际层面应倡导推进WTO反倾销纪律的改革,主张由WTO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对《反倾销协定》进行立法解释,并澄清反倾销措施的法律属性。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可通过双边或区域性自贸协定来解决有关“特殊市场状况”的贸易争端,或者通过创制新规则来应对出口税、能源产品价格管制等涉及“特殊市场状况”的敏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