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家治理是中国政治与行政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其中,作为中国政治传统运作模式的运动式治理,近年来却成为了监管型政府建设的难题。价格监管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领域,在计划经济时期以运动式执法为主要的监管手段。有研究指出现代价格监管越来越依赖于社会普通公众自发地举报市场和社会上的违法线索,以及违法组织内部的个人举报行为。在此过程中,价格监管不断吸纳信息技术,借助民众力量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这一方式逐渐成为一种当下广为使用的监管手段。它嵌套于监管负荷繁重和执法资源稀缺的双重约束之下,以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整合了国家和社会的监管力量。但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因此,从实践层面探究价格监管的演变路径、运行现状与困境,成为了我们理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监管研究是观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良好窗口,因此本研究也为我们从“国家—社会”视角检视信息技术的治理效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本文尝试以A县价格监管作为研究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文献资料分析等研究方法。首先,详细回溯了价格监管的历史沿革,并细致刻画了信息技术形塑的监管系统的组织架构;其次,从国家—社会互动的视角对比分析价格监管系统建立初期与当下两个时期的不同的运作过程;最后,从价格监管机构内在的运行特点这一视角,探寻价格监管的现存困境及内在原因。本文认为,价格监管逐步从运动式执法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化举报为主,这种基于信息技术的价格监管体系为国家和社会更加便捷的沟通搭建了平台,实现了国家治理的高效化与常规化,也实现了国家治理资源的聚合以及常规治理能力的某种程度增强。但是,以技术化举报为代表的监管手段并没有完全替代以往的运动式治理方式,两者都是当下国家所使用的治理手段。这种传统治理手段与现代治理手段并存的现象,究其原因,不能仅以某一种治理手段的外部有效性进行解释,还应从价格监管机构的日常运行中寻找制度根源。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价格监管机构面临日益繁重的治理任务,出于“人少事多没干劲”的逻辑,从而产生了对被动式接受举报的依赖,和对旧有习惯性做法的沿袭。在上述状况没有化解之前,致力于消解运动式治理模式或为其寻找替代性机制的努力可能难以凑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