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军教育是民国时期京津地区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部分,曾在许多方面发挥了作用,并有良好的表现,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反响,对当今社会及青少年教育也有很大启示。就全国范围来讲,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在各时期的发展并非十分突出,尤其是与苏、沪、浙、粤等省市相比,其规模水平等皆有很大差距,但就华北地区而言,其成绩位居前列。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因20世纪初国内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以及教会教育的发展而产生,受南方城市童子军教育运动的影响而启动,开展较早。相对自由的发展时期(1914—1927年),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组织大都是在当地教育部门和民间团体倡导下,以中小学为主体,由自主、自愿加入的热心人十组织成立。政府教育部门虽采取了一些措施谋求统一发展,但发挥作用有限,然而开展的活动及产生的社会影响令人瞩目。快速异化发展时期(1928—1937年),国民党控制了童子军的领导权并对童子军施以全方面“党化”、“三民主义化”改造。京津地区的童子军教育在当地相关机构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宗旨和制度,建立起严密的组织系统,并开展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产生较大影响。京津童子军组织训练的制度化、标准化,训练目的的明确化、课程内容的统一化、标准化也在这一时期基本确定下来。抗日战争时期,平津沦陷,一些学校南迁,童子军教育运动陷入低潮。抗日战争胜利后,京津童子军教育进入没落衰亡时期,虽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但由于时间短暂,经费短缺,国民政府又专注于独裁内战,无暇顾及,并无多少实绩,最后随着国民党的败逃而在大陆销声匿迹。不可否认,民国时期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在许多层面产生过积极影响。首先,政府部门的介入,教育团体的倡导,热心人士的奔走,使得京津童子军突破了教会教育的范畴,开始本土化发展,逐渐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童子军教育基地。国民党对童子军的控制使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纳入政府发展轨道,由民间社会团体到党政机关管辖,从而改变了以前各自为政、互不统属、训练分歧的状况,有利于加强管理与合作,并且其部分教育纲领将西方童子军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优良品质相结合,在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对童子军的介绍与研究较以前更加全面精深。其次,童子军教育本身的迅速发展及许多举措使京津青少年的德、智、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一些实践活动服务了国家和社会,也提高了童子军自身的能力,培养了其爱国尚武的民族精神和服务社会的品质。再次,童子军教育在京津地区的传入及发展,符合时代的要求,对传统教育思想有较大冲击,促进了中国教育向现代化的转变,其中部分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对我们今天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仍有比照价值和借鉴功用。由于种种因素,民国时期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开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课程训练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国时期历届政府许多教育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上违背了教育的本意和初衷,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没有给予教育安全、充分、和谐、健康发展的条件,而后者是最主要因素。在当时大部分公民许多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情况下,童子军教育发展的命运可想而知,京津地区童子军教育可谓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其开展历程及不足之处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