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研究的问题为中国耐用品消费与金融市场的动态关系，以及金融市场刺激耐用品消费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通过构建DSGE模型描述了微观经济体的耐用品消费行为与金融市场的动态关系，这部分的主要结论包括:在金融市场衰退期间，总耐用品支出对金融市场冲击的反应非常缺乏弹性;中国家庭的耐用品消费机制遵循(S，s)规则，DSGE模型中的顺周期反应是由家庭选择进行耐用品消费的概率驱动的;通过理论模型的参数校准，本文证明了期初的耐用品库存量越高，“触底”的可能性越小，家庭进行耐用品购买的概率将下降;家庭工资性收入的降低和库存调整成本(固定库存成本)的上升，将导致耐用品调整下界向下移动，从而扩大家庭的等待空间，进而降低耐用品购买概率;本文通过所构建的结构性一般均衡(DSGE)模型对固定库存成本、固定时间成本、非耐用品消费效用参数、耐用品维护费用和耐用品折旧率进行了检验，结果证明除库存调整的固定时间成本外，其他因素均对耐用品消费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为进一步量化中国家庭的耐用品消费行为，本文从基于中国耐用品消费行为的经验事实视角，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数据)深入探讨了影响耐用品消费概率的主要因素。并参考樊潇彦等(2007)的方法，通过时间哑变量重点分析了2008年、2014年、2016年这3年的面板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耐用品消费与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以及在金融市场衰退期间，耐用品消费的概率更加具有粘性。本文另外发现:(1)体现(S，s)基本假说的变量，工资性收入对耐用品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耐用品维护费用对耐用品消费概率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期初耐用品库存量对耐用品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可以用来量化金融市场周期性的指标比如，当期流动性资产持有量、家庭持有金融资产当期平均收益情况和人均GDP均对耐用品消费的概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再一次说明了耐用品调整与金融市场具有相同的周期性;(3)城市家庭的耐用品消费概率显著高于农村家庭。(4)2008年-2014年家庭工资性收入的上升对耐用品消费的拉动作用显著提高，而2016年之后，由于金融市场增长放缓，显著地抑制了城乡家庭的耐用品消费。(5)进入2016年之后，国企和就业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居民“工资性收入”的缓慢增长对家庭耐用品消费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最后，基于以上所得结论，本文提出了四项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