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中国社会中的“媒介生产主体”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建构且构成地考察其历史、结构与权力,尝试从国家治理、社会网分析以及知识-权力生产的角度丰富对其与国家制度、社会结构、公民权力与社会信任之间联系的阐释层面。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国家制度作为传媒系统的一个背景或者硬性框架,强调既定的纪律、管控与约束,但忽略了中国语境下“传媒系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的基础逻辑起点；以往的研究强调传媒组织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但是分析以结构-功能取向为主,宏观、中观与微观之间无法打通,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与普及使得更多的社会关系“客观化”,本文尝试使用社会网的关系／结构分析方法重新审视这一跨越组织／个体边界的互动,以及这种经由“参与生产”的传播行为组织起来的“动态”媒介过程；第三,媒体与其他社会组织最大的区别在于其通过符号建构再生产日常生活,动态的媒介新闻生产过程也是如此。以往的研究突出的这一生产过程中自上而下的两首明确的所属性支配权力,本文则试图补充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自下而上弥散的关系性权力的生产逻辑。另外,文章认为,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权力的使动逻辑需要视“社会信任”在场与否来决定,而动态的媒介过程可以再生产社会信任。通过研究文章认为：首先,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条威权政治与经济发展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因此共构了作为国家系统的一部分的传媒系统的发展配置与“双重属性”,但是由于我国国家与政府的治理的目标是“善治”,对于传媒的治理从系统治理走向社会治理。其次,当今中国社会的关系结构具有路径依赖与多重逻辑并置的现象。首先,中国传统社会的以个体为中心的横向差序格局仍旧存在；其次,新中国建国之后建立的单位制体制是一种“德治再分配”机制,兼具个体差序格局与官僚科层制双重结构；第三,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制式微,个体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第四,这些关系形式以传播技术为载体显现出来,并立共存,通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形成一种“动态的”媒介组织过程,不属于同一“圈子”的个体与组织有机会彼此相连,因此构成了“随机社会网”,各种传播关系跃迁并“内卷”。第三,动态的传媒组织的形成与彼此联系的方式是信息交换,但是这种信息却不是单纯的信息,而是带有社会权力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可能性方式是社会关系的符号化,知识的过程趋于制度化,知识的结果倾向于合法化,合法化又会对这种知识本身附带的社会权力进行背书。由于现今“信息生产”的方式是社会化生产,生产源头来自社会个体,无数的个体通过弱连带联系形成动态的媒介组织,因此形成了弥散的权力网络。这种权力的网络有两大影响：其一,对于权力关系的再认识。权力不再是之前明确主客两首的所属性支配权力,而是变成了弥散的主体间的不确定的关系性权力,关系性权力是支配性权力的生产原料；其二,在中国社会中,互动的个体之间必须要考虑“社会信任”的在场与否才能确定其行为的规则与逻辑,当信任广泛存在的时候,即便是权力的不平等也不会妨碍权力首属两端彼此合作。社会信任以社会资本的形式通过社会化的知识生产得以再生,这种社会资本具有两种性质,一是有正负之分,二是需要时间积累。因此,整个社会的信任问题可以通过媒介互动过程得以衡量。就发展趋势而言,第一,中国国家政府对于传媒系统的治理正在由系统治理走向社会治理；第二,传媒组织正在由既定的边界组织演变为动态的媒介过程,整个传播系统的关系结构呈现“内卷化”趋势；第三,社会权力正在以“合作化新闻生产”的形式由自上而下明确的支配性权力变为自下而上的关系权力,后者是前者的可能性空间,并且对于以社会资本的形式存在的社会信任进行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