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技术创新企业由于其环境友好性及可持续发展特性受到各国政府的持续关注,然而其领域存在先天缺陷:供应链环节缺失、初期投资大、资金链脆弱以及研发成本居高不下、研发周期长等问题,导致投资者望而却步。实际中已有清洁技术创新企业通过组建自身平台、发挥平台效应获得成功。但是平台模式形成困难,而通过与其它主体建立协同关系,以共同研发或资源共享的形式推动研发能力的战略被接受,因此协同创新成为新思路。与此同时,由于协同创新行为使得各个主体之间互相连接构建出庞大的网络结构,企业处于不同网络结构时获取到的资源与信息也不同,从而影响协同质量。因此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出清洁技术创新企业通过与外部主体协同创新行为提升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并深入分析了当主体不同时协同创新行为对清洁技术创新企业的影响。其次,因为协同行为产生的网络结构会反向影响协同效应,因此本文将网络结构进行了量化,并进一步分析了网络结构对协同创新的调节作用。本文将协同对象进行了三个维度的划分:利益相关企业（竞争对手、供应链环节企业、跨行业合作者等）、研究机构与高校、政府部门。研究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是否具有协同创新行为为自变量,选取国内清洁技术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对441家清洁技术创新企业分析,探究其与外部主体协同创新能否提升自身创新绩效。其次,本文将网络中心性与结构洞指数作为网络结构量化指标,通过对网络位置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对协同行为能否产生调节作用。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清洁技术创新企业与外部主体的协同创新行为能够显著提升自身创新绩效;对于三个不同维度,清洁技术创新企业与利益相关企业、政府部门的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而与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此外,清洁技术创新企业与政府部门协同所起促进作用要大于与利益相关企业所起促进作用。进一步将网络结构变量引入,研究发现:网络中心性指标与结构洞指标均能显著正向调节清洁技术创新企业协同行为,即当企业处于网络中心或结构洞位置时,其协同创新行为能够得到更大的提升。同时代表非冗余联系的结构洞指标调节作用弱于代表直接联系的中心度指标,表明清洁技术创新企业存在较多冗余关系。最后本文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相应分析,并指出了文章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