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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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监管模式从“事前审核”转向“事后监管”的背景下,问询函制度作为信息披露管制的新形式是监管理念转变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监管问询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在实证检验部分,利用2015-2019年交易所披露的年报问询函进行实证得出（1）监管问询能够对公司应计盈余管理进行有效识别,但无法识别真实盈余管理。（2）监管问询能够抑制应计盈余管理,但收到问询函的公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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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监管模式从“事前审核”转向“事后监管”的背景下,问询函制度作为信息披露管制的新形式是监管理念转变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监管问询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在实证检验部分,利用2015-2019年交易所披露的年报问询函进行实证得出（1）监管问询能够对公司应计盈余管理进行有效识别,但无法识别真实盈余管理。（2）监管问询能够抑制应计盈余管理,但收到问询函的公司会转而实施真实盈余管理,且监管问询对总盈余管理抑制作用有效。（3）拓展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监管问询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4）考虑到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分组回归发现与国企相比,问询函制度对非国企监管作用更加明显;与选择四大进行审计的公司相比,问询函制度对选择非四大的公司监管作用更加明显。（5）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解决内生性问题,结论依然成立。在案例分析部分,通过探讨兰生股份收函前后盈余管理方式、手段和水平的变化,得到与实证检验一致的结论。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建议（1）监管问询与处罚措施相结合,增强问询函制度对上市公司威慑力。（2）监管部门对真实盈余管理手段重点关注,进一步约束企业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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