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克里米亚入俄问题颇受媒体和世人关注。无论是媒体还是学者,在探讨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危机时,大多从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角度去考量。本文则从跨界民族角度去探讨克里米亚危机,探寻跨界民族因素在大国博弈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跨界民族众多,笔者也希望从克里米亚危机中找到应对中国跨界民族问题、优化跨界民族因素与大国博弈关系的方法。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跨界民族基本概念、克里米亚历史和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展过程,简单解释了这一次克里米亚危机中的跨界民族因素。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鞑靼族是克里米亚的三个主要跨界民族,对克里米亚历史有着不同的表述,加之克里米亚长期被沙皇俄国和苏联占据,俄罗斯化已经相当明显,因而为此次克里米亚危机埋下了伏笔。本文第二章主要阐述了美俄关系现状,以及美俄如何利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跨界民族因素展开博弈。美俄关系在冷战后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但之后出现波动。美国宣布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后,两国关系紧张。尽管奥巴马上台后,双方在削减核武器层面展开了合作,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危机再次把两国推向了对抗。而在此轮博弈之中,双方利用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身份建构缺陷,美国力挺反对派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权,而俄罗斯则支持克里米亚入俄。本文第三章意在以克里米亚为范例,探寻中国化解跨界民族问题、优化跨界民族因素与大国博弈关系的路径。文章认为,中国的确存在一些跨界民族问题,包括民族分离主义问题、跨界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究其成因,有内部因素驱动,也有外部因素干扰。唯有内外兼顾,才能化解跨界民族问题,避免跨界民族问题影响到大国间关系,同时也杜绝跨界民族成为大国博弈工具乃至牺牲品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