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惯常的认知视野中,格非多以先锋作家示人,西方现代派文学实验色彩甚是浓厚。其实,作为学者型作家,格非在先锋时期的创作,已经吸纳了诸多传统文化资源。那些具有形式主义实验的作品中依然可见古典文学、神秘主义文化、传统哲学观的痕迹。其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向传统文化复归之趋势则更加彰显在目。格非小说关注个体生命、生存的困境,关注人的精神状况,探寻着人类精神出路的存在之思,借助中国传统神秘文化而抵达。他融合神秘主义宿命观,书写人之无可逃遁的命运,呈示对人类生命困境的思考。通过叙述神秘的梦境,触摸与窥测人内心深处的隐秘角落。塑造巫鬼式人物,表达对理性的质疑与反思。设置神秘意象,实乃天人感应的投射,诉说着人之无力感。格非小说叙述知识分子建构民族国家与社会理想的“乌托邦”之冲动,与中国古代的“桃花源”式的理想悠然相通。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种种“乌托邦”理想,抑或建构“大同”之邦,或面对现实残酷而归隐林泉,或追求精神超越,均与儒家、道家、禅宗等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密切勾连。格非小说在艺术形式上与古典文学构成了一定程度的“互文性”。语言策略上,作家借鉴古典诗词,仿拟古典文体,使小说的语言呈现精致典雅、韵味悠长的特质。小说氛围上注重意境营造,亦是对古典诗文传统的承袭。小说文体上,多有对日记、书信、传记、墓志铭等古典文体的仿写。故事讲法上,则借鉴了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与世情故事传统。格非小说中充盈着诸多传统文化资源,除了作家自身的经历之外,更多的有着“发明传统”的意涵,透递着作家对于中国文学自主性、先锋文学创作困境、写作平庸化等多方面的现代性焦虑。在当下询唤以“中国经验”书写“中国故事”的时代语境下,格非小说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借鉴与创化,是值得肯定的,亦可为新世纪中国文学良性持续发展之路,提供某些有益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