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发展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重点问题,十三五规划就明确提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在一系列政策的激励措施下,近年农村居民收入显著增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6年的数据,在农村家庭,近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逐渐递增,累计增长率可以达到44.31%,反映村民的投资-消费需求在客观上存在较大的空间。但由于存在各方面的影响,村民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方式单一、效率低下。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对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实际上,农村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具有较强的非理性行为。目前,非理性行为对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相关文献的研究非常有限,而在经济学上,亲子利他性被当作是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之一。因此,本文以亲子利他性为视角,分析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分析亲子利他性与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主要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有:(1)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阅读及梳理已有文献资料,在对行为金融理论、资产组合理论及亲缘利他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2)采用演绎法,推演出促进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亲子利他性的影响机制。(3)采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在对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特征、家庭特征及地区经济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构建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基本态势。(4)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以亲子利他性为视角,进行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研究结论。(5)采用工具变量,运用IV-Probit和IV-Tobit模型,以“政府对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公共补贴”作为工具变量,对样本亲子利他性对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进行内生性检验。(6)采用归纳法,根据理论分析、现状统计及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提出对策。从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得出下面主要结论:(1)亲子利他性的倾向程度减弱将提高参与股票和风险金融市场的可能性。(2)亲子利他性的倾向程度减弱将提高家庭进入股票及风险金融资产分别占金融总资产的深度。(3)家庭居民的年龄与风险金融资产选择显著正相关,然而,在现状分析中所看到的“钟型”特征并不明显,其中,年龄区间在41-50岁的家庭居民更倾向于投资股票及风险金融资产;收入因素在家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居民收入的提升能够促进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受教育程度高低能够影响居民的风险投资决策,其中,尤其是大学到博士学历的群体表现的更明显;我国东部地区家庭金融总资产约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的2倍,同一地区家庭金融资产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两极分化的现象非常的严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家庭、金融机构以及政府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有效提高农村居民资产收入、推进金融市场理性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