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鲁迅针对“封建”而启蒙成为现代话语经典之后,贾平凹却在面对“现代”而焦虑与怀疑,且通过创作构成了与鲁迅文学传统的某种“对话”关系。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借鉴平行比较方法,从底层书写和启蒙叙事等角度来观照和比较《高兴》与《阿Q正传》,从蒙昧与启蒙、卑微与自慰、反思及变形等方面初步比较和分析了二者的异同。首先,鲁迅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贾平凹意在引起社会对农民工生存状态和矛盾困惑的关注,总体看都体现了他们“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时代的不同,赋予了鲁、贾不同的使命,不管是启蒙大众,还是启蒙自身,启蒙主义都是希望个体依靠理性成为有判断力的人,摆脱自困、自抑的状况。从开始的五四启蒙运动到现在的所谓“后启蒙”,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诚然,启蒙之路漫长而艰辛。其次,两部(篇)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即精神胜利法。文中重点阐释了精神胜利法这一内趋调和哲学,并在两个文本的比较分析中,展开了相关思考:精神胜利还是精神胜利法?是偶或为之还是已成为行为本质?采用精神胜利法的目的,是要积极面对现实还是要逃避现实?精神胜利法面对的是个体的生命还是集体的生命?新时期社会价值导向,是否给精神胜利法仍然提供了存在空间?那么在我们比较阅读《阿Q正传》和《高兴》时,除了要看到精神胜利法的继续延续,还要深入思考更多的本源性的问题:精神胜利法为什么依然存在?究竟是什么让农民的物质欲望急速膨胀,精神缺失?又是什么让他们在城市里只能沦为最底层?以及底层书写何以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并日益成为我们不断研究的对象?这些在文中都有相关的分析和阐释。再次,从思维与艺术特征角度论及反思与变形。作为民族魂或“精英”的杰出作家,出于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不免经常要进入躬身反省、反思的语境。关于国民性的思考,首先要了解国民性的病态,然后重点关注以文艺改造国民性时,鲁迅的两难处境。以及国民性研究的相关问题:例如创新性;新时期国民性研究中碰到的新问题;国民性的新时期思考及前景展望。谈及贾平凹对现代化城市化的反思时,本文先从现代城市呈现的各方面的问题入手,然后对高兴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试图通过乡土出身的作家对农民的复杂态度,揭示现代农民人格的转变。以及在生存欲望突显的年代,如何正确引导个体意识健康发展等。最后从文本的艺术变形以及当代的文学自身发生的生产变形的角度,对两个文本进行比较研究,试图获得有益的启示。通过本文的论述,笔者以为,二者虽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正传”,但写法不同,语境不同,详略不同,对启蒙主义的关注和对弱者精神世界的集中关注以及对国民性的思考,却是一脉相承或颇有相通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