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发展至今,超过百分之九十八的信息都已转化为数字化记录,大数据技术得以对个人信息进行分析、挖掘与应用。当公民基于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把数字化记录留存在各个社会机构,侦查机关又将从社会第三方主体处调取的这些记录改变最初留存目的用于侦查工作时,法律应当如何评价侦查机关的行为,同时设定何种法定程序予以规制呢?本文将围绕侦查机关调取向第三方主体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展开。第一部分是侦查机关向第三方主体调取个人信息的概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别界定第三方主体、个人信息的内涵以及从整体上对侦查机关向第三方主体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阐释;二是归纳侦查机关向第三方主体调取个人信息的特点,不仅使原本的二元结构变为“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元结构,还在具体调取过程中呈现出调取时间上的常态化与调取信息类型上的普遍化特点;三是从一般意义上和特殊意义上分别阐释侦查机关信息调取机制的价值以及第三方主体在侦查机关调取个人信息过程中体现的特殊价值;四是从防止侦查机关权力滥用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出发,论证对侦查机关向第三方主体调取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是对域外制度的考察。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通过阐释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逐步形成第三方理论,将公民自愿透露给第三方主体的个人信息排除在宪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最高法院通过卡彭特案等判例不断对第三方理论进行修正,逐步扩大了隐私权内涵的边界;此外,美国国会也在各领域针对执法机构的调取行为制定单行法弥补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空白,实行隐私的分层级保护。欧盟国家则更倾向于采取统一立法的方式对公民的个人信息予以保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个人数据保护权为基础权利的各项指令,欧盟立法者考虑到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在2016年公布了以比例原则为指导的《2016/680号指令》,从数据主体的类型、个人数据类别的划分,到数据主体的权利和数据控制者的义务规定,对执法机构的信息调取行为设计了较为具体的规制程序。第三部分内容是从现有的法律文本规范和具体规制措施两个层面对我国规制侦查机关向第三方主体调取个人信息行为的现状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分析。在法律文本层面,我国立法较为分散,导致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不够全面——规制对象多是针对各类服务提供商,而对于侦查机关的调取行为仅有概括性授权规定,基本属于缺位状态,现无法进行有效规制。从具体规制措施的层面来看,现调取措施的有关规定在信息化侦查的背景下捉襟见肘,侦查机关向第三方主体调取个人信息的性质不明确,进而导致在调取及后续使用行为中权限过大,同时,在侦查机关的内外部均无法对此类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第四部分是本文提出的对侦查机关向第三方主体调取个人信息行为的具体规制构想。以个人参与原则、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为指导,在现有调取措施规定的基础上丰富其内涵,并区分调取的个人信息的敏感程度。在个人信息敏感程度区分的基础上,针对个案调取和常态化调取,完善侦查机关向第三方主体调取个人信息的审批机制,规范侦查机关的调取程序,限制调取主体和调取范围,对个人信息的安全性进行保障。此外,还应构建外部监督模式,对内部审批机制进行有效补充,也开通了公民个人权利救济的通道。最后,从第三方主体与侦查机关对接调取信息工作的角度出发,对侦查机关的调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