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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北宋士大夫词作为研究之对象,立足歌词的文本细读与文学发生背景的还原考证,提出以士大夫词为中心的“盛宋词史”这一概念,就宋词之盛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外部历史原因、内在文学动因以及具体之演进历程,展开详细地考证与阐释。士大夫词之内涵,是以王国维《人间词话》(1908)提出的“士大夫之词”为基点,包含有对王灼《碧鸡漫志》(1150)标举苏轼等“士大夫作者”的近千年传承,更携带着晚清常州词派(1822~1911)推尊“学人之词”的深刻影响,最终沉淀为一种深广阔大之词境的指称。词境的生成,包括词人的现实处境与歌词文本时地人事之构成要素,而最为核心、同时也是词境高下深浅的决定性因素,是寄寓于歌词之中的时代精神。北宋士大夫词,是士大夫之“宋型”特质渗透入歌词,形成了作为“词中心史”的“词史”。借助“词史考微”,重新建构出北宋士大夫词的发展历程亦即“盛宋词史”,约分为确立、极盛与衰退三个时期:以欧阳修景祐元年(1031)离开洛阳入汴京作为盛宋词史的起点。经过嘉祐年间(1056~1063)以王安石等士大夫词人对《花间》、南唐词风的离析,至熙宁、元丰之际(1074~1082),苏轼从词学观念、创作方式、体格内容等方面完全改造士大夫词,从而将盛宋词史推至极盛;其中,王安石更为突出地体现出“词运转关”之表征,而东坡词则成为“词学极盛”的典型呈现。进入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士风的分化导致十大夫与歌词间的关系极为尴尬,但同时也催生出明晰自觉之士大夫词学观。哲宗绍圣至徽宗初年(1094~1101)放逐西南的黄庭坚更以疏放自由的创作态势,在歌词之中寄寓深意,散发出北宋士大夫歌词创作的最后一道光彩。词格、词境、词体,作为词学专有之领域,是与士大夫词纵向演进之历史进程相交互的横剖面。北宋士大夫词,是以《花间》词之体格特征为基础;而“词格独立”又渊源于士大夫知识结构中“缘情绮靡”之诗学内在传统。入宋之后,秉承南唐词风的十大夫词人,通过词境中空间以及时间、人事等构成要素的渐次迁移,逐步在歌词文本之中寄寓与传达士大夫的思想与情感。与此同时,伴随“燕乐饮曲”的改造,倚声填词的方式也在士大夫创作中不断变更,最终建构起符合士大大审美情趣并与诗体相对应之歌词“长短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