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种语际传播行为,其实质在于两种语言交流中的意义对应转换。意义包括概念意义、语境意义、形式意义、风格意义、形象意义和文化意义转换,所以其转换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而非平面和单向的。其中风格意义属于高层次的意义构成。G. N. Leech和M. H. Short曾用过公式“总体意义=概念意义+风格价值”来突显风格意义的价值。因此,研究风格的翻译,对于完整地再现原文有着重要的意义。风格通常被看作是模糊性很强的行文气质,在传统的文体学和文艺理论中常常被一些印象式术语,如“典雅”、“绮丽”等所描述和界定。刘宓庆的翻译风格论基于语言结构上的基础分析提出了风格的形式标记,基于交流功能上的基础分析提出了风格的非形式标记,为认识原文风格进而再现原文风格提供了科学明晰的框架。此理论关注原语风格意义的表现以及在分析原语风格意义的基础上如何获得译文风格对原语风格的“适应性”。发掘原语的全部风格意义并提出翻译中风格的表现手段是风格翻译论的目的和任务。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才女,擅长书画,通晓金石,尤精诗词。她的词清新委婉,感情真挚,风格变化中又孕育着连贯。自二十年代冰心撰写了关于李清照词英译的论文以来,间或有文人继续尝试易安词的翻译。翻译家许渊冲用韵体翻译了易安词,诗人译者王红公,多次翻译易安词,并在1979年和钟玲合作出版了易安词的全译本《李清照全集》。本文以刘宓庆教授提出的翻译风格论为框架,对上述两个译本对易安词的风格再现作对比分析。分析的目的不在于判断孰优孰劣,而在于找出不同点,并为译本的不同点找出原因,分析背后影响译本呈现的种种因素。通过分析发现,译者素质、译者立场和翻译标准是影响译本呈现的三个重要因素。许渊冲以传递中华文化为己任,以“三美”为翻译准则,故译本忠实原文;王红公受意象派影响,为的是学习借鉴外国诗歌,所以翻译方法多为创造性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