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买卖是存在时间较长的违法犯罪行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犯罪手段更为隐蔽、更为严密,由于其违法获益程度高,社会危害性极大。为了打击该类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在二百三十四条后增设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列为二百三十四条之一。但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理解和认定仍存在不少争议,直接影响实施效果,因此有必要系统地进行研究。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考察域内外关于器官犯罪的立法模式,结合人体器官买卖在我国的现状,以及行政法律法规对规制组织人体器官买卖的实际成效,进而体现刑法增设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所保护的法益内容展开详实地分析。首先介绍当前理论界对于本罪法益的不同观点:一种是沿用非法经营罪的法益;一种是采用单一法益:公民的人身健康权或者国家对器官移植的监管秩序;一种是复杂法益,即上述两种法益的结合。然后通过比较非法经营罪行为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行为来否定沿用法益;通过解读立法目的和设定案例来否定单一法益说。最后阐释自身对于本罪法益的理解:以人的身体健康为主要法益,以国家对器官捐赠、移植的监管秩序为次要法益。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三阶层体系下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在该当性层面,该罪要求行为人实施了组织出卖他人体器官的实行行为,其中“组织出卖”、”器官”都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应当规范的进行评价,而其中的被组织者即“他人”的范围亦需要限定。在违法性层面,被害人对自己的身体造成重伤以上结果的承诺原则上是无效的,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但是在器官移植的场合,要承认该原则具有相对性的例外。在有责性层面,行为人应当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罪过形式是故意,该罪的成立并不需要以牟利为目的。第四部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分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既遂标准,情节严重的具体适用,在器官移植过程中造成人员伤亡的应当按想象竞合犯处理,并根据常见的角色分配分析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