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同治时代是晚清历史的重要转捩点，此间中国社会既要面对西方列强的进一步进入，又要面对自身社会内部周期性的民变。咸同时代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同样对那个时代的士人阶层造成了巨大影响，士人阶层也在学术风气和社会行为参与方式上对社会变化做出了回应。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内容是对咸同时代学风嬗变做出的考察；下篇则主要是对咸同时代士人社会行为方式进行的研究。 关于本文的上篇，也即是咸同时代学术风气嬗变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当时汉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学术风气的嬗变主要体现在两端： 一是咸同时代今文经学的兴盛与异变。本文以咸同时代今文学家戴望和他的《戴氏注论语》为基本材料作个案分析，本文认为咸同时代的今文经学兴盛，并非简单的学术之兴替，当时的今文经学的发展和异变走向了一种以学术而言政治的理路，构成了对日趋衰败的汉学之挑战的一部分，而此间的今文家笔者以为当以戴望为其中翘楚。戴氏其人当为不显，其学亦渐泯矣，戴氏几成经学史上的失语者，但其援经学以暗论政治的学术方法却影响到日后如康有为之类的今文家。 二是咸同时代理学的全面复兴。自嘉道始，有清一代极盛的汉学便遭到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而式微，理学的复兴便是一种挑战。时至咸同，理学开始全面地复兴了。本文对这一时期理学复兴的情况作了全面的考察，这次理学的复兴不单是学术内在理路的变化，同时官方也将理学视为解决危机的一种意识形态资源，这就形成了朝野互动，理学极盛的景象。另外，这一时期的理学凸显了以经世致用为依归的价值取向，理学所蕴涵的利于民人家国的经世价值得到张扬和实践化。 关于本文的下篇，也即是咸同时代士人的社会行为参与方式的问题研究。本文认为世运转移与学术风气的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士人的社会行为参与方式。本文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下面两个角度来展开： 其一，这一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许多地方的士人纷纷组织团练等地方武装以维护“名教”的价值和自身的利益，本文通过对很多地方志史料的考察，认为基层社会的士人，通过组织团练等地方武装，实现了自身的武化，也实现了自身在战争中获得之利益和权力的合法化。 其二，由于咸同时期，战争频仍，将帅、疆吏的权力极度膨胀，他们大开幕府，延揽人才，而负有经世安邦之才的士人也都乐意投效，一时间幕府成为人才荟萃之地，而由于现实的需要幕府的设置也渐趋职能化，政府化。大开幕府的将帅、疆吏自身权力的膨胀也为这些成为幕僚的士人在宦途上的腾达提供了可能，这也是此间士人乐意投效幕府的原因。此外，一些在传统科举体制中找不到容身之所的，却有负有才学的士人也能在幕府的学术文化机构中找到自己的空间，得以一展生平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