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是由科英布拉大学的文学院所编辑的一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注释集,初版于1606年,它是以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Iesu为标题的注释集中最好的一部。李之藻与傅泛际鉴于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训练,于1627—1630年翻译是书为《名理探》,这是中西语言与逻辑的第一次接触。我们可以将《名理探》视作比较逻辑的经典著作,甚至可以说,《名理探》开创了中国比较逻辑的先河,那么通过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与《名理探》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与逻辑将会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它可以发现很多中国与西方逻辑思想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是明末知识分子在与西方逻辑思想接触的过程中主动暴露出来的。本文试图将In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与《名理探》仔细比较,进而发现中国语言与逻辑的中某些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在第二章中,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的语言与逻辑。在这里我们预设的前提是中国有逻辑,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有没有系统研究逻辑学的著作,并且这一研究是不是一种持续的过程。由于中国的本体论是部分——整体学的本体论,中国人十分重视“名”与“实”的关系,所以由中国的语言延伸出的中国古代的思维就是常识性与功利主义的思维方法,故此《墨经》之后,中国古代再也没有出现过系统研究逻辑学的著作。在第三章中介绍李之藻的生平,这是因为李之藻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将,正是因为他与他的志同道合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才使中国人能够接触到当时西方的文化。第四章主要分析了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的具体情况,以及它与《名理探》的关系,李之藻与傅泛际为什么要翻译这一套书,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翻译著作的。我们在本章中依次解决了上述这些问题,并指出了从前某些定论的错误之处。第五章比较分析了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与《名理探》的具体内容,具体考察了在概念的形成以及命题的建立过程中,明末知识分子出现的各种问题。第六章考察了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与《名理探》比较研究的意义,它可以分为横向的与纵向的,所谓横向的就是当印欧语系的逻辑遇见汉藏语系的语言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谓纵向的,我们主要是意图消除长久以来的错误与偏见,也算是一项正视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