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企业开始跟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在2000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期间,国家正式提出了我国企业要“走出去”这一战略,随后几年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为我国企业顺利“走出去”提供有力的支持。正是在国家这样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大,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也是逐年攀升,2002-2011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实现了连续十年的增长。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给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国内受影响相对较小。我国企业抓准机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并购了大量的海外企业。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与金额持续增长的同时,海外并购的“高溢价”现象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些企业中矿产企业尤其引人注目,作为最早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的企业,在并购海外企业时却屡屡支付高额的溢价,2015年紫金矿业为收购澳洲金矿企业诺顿金田就付出了32%的溢价,然而在2008年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平均溢价还仅为10%。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选取了2017年我国矿产企业兖州煤业收购澳大利亚煤炭公司联合煤炭(Coal&Allied)这一案例,试图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总结出我国矿产企业海外并购高溢价的成因。在对国内外大量关于并购溢价成因的研究进行整理归纳的基础上,结合兖州煤业收购联合煤炭具体的交易过程,从主并企业预期协同效应、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管理者过度自信、国有企业性质及资源产业属性五个角度探讨了我国矿产企业海外并购高溢价的成因。结果表明:主并企业预期协同效应、管理者过度自信、国有企业性质和资源产业属性均是并购高溢价的成因;同时,对目标企业估值时若有着良好的业绩预期和对无形资产估值的考虑,也会导致并购的高溢价。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往对海外并购溢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并购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并购,本文以中国企业并购澳大利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高溢价成因;第二,本文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溢价的影响引入到了案例研究中,而以往的研究通常仅限于使用大样本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更具体地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及了解管理者过度自信造成高溢价的原因;第三,本文针对我国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特性,将矿产企业的国企性质和资源产业属性纳入了并购高溢价成因的研究之中,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最后,本文针对研究得出的我国矿产企业海外并购高溢价成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我国矿产企业在以后的海外并购定价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