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学发展到清代，进入了一个大转型和大总结阶段。作为中国古代孟学发展史上最后的一个高峰，其主要表现是：学派林立，异彩纷呈，大师辈出，著述繁富，成就斐然。本文将清代孟学置于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和历代孟学流变的双重背景之下，从文献学和学术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析和总结。既密切注意到学术思想的变迁对于孟学发展的宏观影响，又重点考察了其主要研究成果及价值特色，还适当揭示了有关学术方法的应用对于孟学研究的具体意义。 全文共分五章，前两章属综论性质，旨在从总体上把握清代孟学的发展趋向及其主要成果。第一章简要介绍了清代孟学发展的学术思想背景与基本情况，较为具体地分析了清初博大恢弘的经世实学、乾嘉考据学的鼎盛与衰微、今文经学的复兴与晚清学术的调融等局面的形成与演进，并对清代孟学的训诂考据与义理阐释并盛、回归原典与重视汉注、辑佚与校勘成就突出及注重专题研究等特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概括。 第二章采取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方式，从训诂考据和义理阐释两个方面重点考察了清代孟学的主要成就。前者以毛奇龄《四书剩言》、阎若璩《四书释地》及(孟子生卒年月考》、崔述《孟子事实录》、翟灏《四书考异》、周广业《孟子四考》、蒋仁荣《孟子音义考证》、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等为例，总结了清人关于孟子生平事迹的考实、《孟子》经注的综合考论以及专项考辨等方面的相关成果；后者主要就黄宗羲《孟子师说》中的“合一”论、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孟子》中的理气观与心性论、阮元《孟子论仁论》中的仁学新义等进行了分析和评说。黄宗羲的理气合一、心性合一、性情合一之论，不应理解为矛盾的统一，而应理解为对立之消解。其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既继承“王学”又逐步摆脱“王学”的过程，这在《孟子师说》中已有明确反映。王夫之在理气关系上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思想，对宋明理学分离理、气，从而把理绝对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在心性关系上，他批评了陆王心学“心外无理而理外无心”的说法。他还以《周易》“继善成性”与孟子的性善论相会通，提出了肯定人欲合理性的思想主张，使传统心性论获得了新的生机，并有与现代理性接合的可能。阮元主“著于行事，始可称仁”，他以“相人偶”为“仁”之确诂，使其具有了平等的含义，在清代中期意识形态上起了转换革新的作用，并在向鸦片战后的近代思想的过渡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后三章属个案研究性质，具体分析了戴震、焦循、康有为三人的孟学著述。戴震的孟学著述主要包括《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原善》、《孟子私淑录》、《绪言》及《孟子字义疏证》等，其主要目的乃是力图回归原始儒学，捍卫儒家道统正传。《孟子字义疏证》集中体现了戴震对宋儒理欲观的批判及其以“血气心知”为主体的人性论的构建，其承续二＼博士学位论文飞多二臼回回回回D多y ＊＊CI＊IhL m％E卜r人门＊N 道统、匡扶人心的社会价值远大于其学术价值。戴震以由“故训”以明“理义”的孟学方 法论，奠定了清代汉学学术思想的规范，促进了范畴意识的发展，但也有其局限性。 焦循编撰《盂子正义》，与家学渊源、戴学影响、前代注疏弊端及当代考据学成果有着 密切关系。《盂子正义》对“疏不破注”成法的突破大多信而有征，充分体现了扬州之学贵 0 在“创”、“通”的治学特点；其在训估考据方面巨大成就的主要表现有：指明经注之出处，校勘经注中之异文，考订经注中之名物、典章制度、史实，申释经注中之字词等。以易学通变理论解孟，乃是焦循盂学思想独具特色之处。焦循以“能知故善”诠释盂子性善之说， 虽则调和折中于孟苟，实则偏重于后者。焦循为学最尚通贯，但其学术思想在《孟子正义》 撰述实践中贯沏得井不彻底。 康有为《盂子椰成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之际，故其求变图存的政治 意义相当突出。康有为以《春秋》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进化论思想诠释盂学，使得西方民主、 平等、自由的政沽思想与《孟于》的民本思想相融合。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他注重工 商业、倡言社会进化。《盂子微》一书，还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对中国传统道德观的继承，对 西方道德观的吸收，对近代新功利主义的提倡，以及对未来社会道德理想的撞憬，是中国 传统道德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转换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