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立法设定的审查逮捕程序具有较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近年来,为改变这一现状,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了审查逮捕听证的试点,并在试点的基础上,发布了相关司法解释性文件。迄今为止,审查逮捕听证经历了试点前、试点中、实行《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推广《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听证目的不同,程序设置各异。围绕听证目的为核心,分析四阶段听证适用范围、启动方式、参与人员、听证程序的司法解释性文件,考察听证运行状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对完善审查逮捕程序,指导司法实践,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除引言外,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全文共计三万八千余字。第一部分分析审查逮捕听证的规范演变。检察机关推行审查逮捕听证,起初的听证范围是拟作不批准逮捕案件。随着试点的深入,听证范围被调整为有重大影响的逮捕案件。到了第三阶段,其范围又被调整为需要核实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社会帮教条件的案件。在第四阶段,听证的案件范围为核实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条件,有重大社会影响,涉及民生、企业等相关领域,以及其他有必要听证的四类案件。从听证启动来看,各阶段均规定了依职权和依申请两种启动方式,仅在申请的人员上有所不同。前两阶段允许当事人方和公安机关申请,第三阶段由当事人方申请,第四阶段只有犯罪嫌疑人方享有申请启动听证的权利。关于参会人员,第一阶段未规定,第二、三阶段允许诉讼参与人和社会人员参与,第四阶段要求按需选择听证员。各阶段的听证程序大致相同,即先由主持人阅读相关规定,然后检察人员介绍案件情况,之后参会人员依次发表意见、提出问题,所得结果是检察机关作出决定的重要参考。第二部分研究审查逮捕听证的运行状况。实践中,听证案件在试点前主要是有实体争议、证据不充分、涉及未成年人,以及社会危险性争议较大的逮捕案件。试点过程中,除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还对社会影响大、涉及企业、当事人关系密切等案件举行听证。第三阶段综合了前两个阶段的听证案件类型,更具有针对性。第四阶段除了第三阶段的听证案件,认罪认罚案件也成为听证案件。除此之外,其他听证案件均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具有听证必要性的轻罪案件,致使听证范围不当扩大。就听证启动而言,绝大多数的听证案件由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但依职权启动听证的随意性较强,会影响犯罪嫌疑人方的启动权。在听证参与人方面,检察机关在试点前尝试邀请单位代表、公安法制员、辩护律师参与听证。随着试点深入,新闻代表、村委书记成为听证的参与人员。后两阶段,实务部门积极设立听证员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邀请适合的社会人员参与听证。但出现了公民参与过度,忽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参与的情况。从听证程序来看,检察机关均能依法进行听证,但听证过程形式化倾向明显,而且主持人难以在听证会上作出结论。第三部分提出改进审查逮捕听证的建议。改进审查逮捕听证存在两种进路,一种是围绕准确适用羁押措施改进审查逮捕的整个程序,实行审查逮捕诉讼化。从强化公安机关对逮捕条件的证明责任,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参与,以及树立检察机关的裁判者角色三个方面予以改进。如此完善确实有利于准确适用羁押措施,但就现阶段的司法资源而言,难以将所有逮捕案件纳入诉讼化的轨道。故只能对部分逮捕案件推行适度司法化的改革,也就是另一种改进路径,即围绕实现案件社会效果改善审查逮捕听证。准确适用羁押措施是现阶段法定的听证目的,但无论是规范规定还是实践操作,该目的都难以通过听证实现。因此需要适当调整听证的核心目的,将核心目的设定为实现案件社会效果,更有利于听证的有效进行。在该目的的基础上,限缩听证适用范围,从正反两方面严格把控听证的案件范围。同时检察官应坚持以书面审查+听取意见为原则,听证为例外,树立听证必要性审查意识,从源头限制依职权启动的案件数量。在听证参与人方面,保证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参与权,为其提供合理的参与途径,如线上参与听证、不同时空听取意见等方式。同时社会人员应以不参与为原则,例外的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邀请少量具有针对性的听证员参与听证。听证程序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申请人具体需求,尝试简易听证,减少审查逮捕听证的形式程序。完善上述内容后,可要求决策者在会上作出决定,增强听证对审查逮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