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特免权起源于英美法系,伴随其证据开示制度而生,与证据的可采性息息相关。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证据特免权已得到普遍承认和适用,但由于其成文规则的缺失,作为与证据有关的事项需要仲裁庭行使自由裁量权来进行逐案认定。从仲裁庭认定证据特免权请求是否成立的相关实践来看,不论是法律适用、审查标准等实体性事项还是证据特免权信息的举证、审查等程序性事项的处理都存在缺乏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等问题,这不利于投资者和东道国在仲裁中有效行使该权利。为此,本文将从仲裁庭认定证据特免权请求是否成立的角度出发,考察仲裁庭处理该权利主张的实体及程序法律问题的具体实践,梳理仲裁庭对证据特免权的整体态度,分析其存在的相关问题,以期为国际投资仲裁中证据特免权制度的完善提出有效建议,同时为我国政府和投资者在未来的投资仲裁如何有效行使该权利做出提示。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国际投资仲裁中证据特免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如证据特免权的概念与缘起、证据特免权在国际投资仲裁适用的正当性、国际投资仲裁中证据特权的主要类型及学理分类等。本文第二、三部分对仲裁庭认定证据特免权的实践进行了考察,分别从证据特免权认定的实体法律问题和程序法律问题进行分析,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指出在特免权认定的实体法律问题方面,首要问题是国际法处于“规则缺失”状态,由此导致仲裁庭行使自由裁量权处理相关问题时存在不一致性。并且,仲裁庭通常将证据特免权当作程序性问题进行处理,忽略其实体法属性,在法律适用方面未能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也未能充分公平、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在程序法律问题方面,由于仲裁规则中并不存在针对行使特免权和认定特免权的程序性规则,通常由仲裁庭与当事人协商确定,各仲裁庭的做法不一,但都存在无法有效保护特免权信息的潜在保密性、效率低、无法维护正当程序等问题。本文第四部分在文章二、三部分分析得出的问题基础上提出国际投资仲裁中证据特免权制度的完善建议。指出从当前国际投资仲裁中证据特免权认定的实践来看,国际投资仲裁规则不应再对其保持沉默,确立证据特免权规则有助于提高当事人对证据特免权问题的可预测性及公平公正原则的实现,同时有助于提高仲裁效率。并且,国际投资仲裁中所涉及的证据特免权现在已经过大量讨论,发展较为成熟,某些证据特免权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实际上已经构成国际公共利益,确立证据特免权国际规则的基础已经具备。本文第五部分阐述了国际投资仲裁中证据特免权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以前述对国际投资仲裁中证据特免权认定实践的分析为基础,结合我国有关证据特免权的规则、制度现状,提出我国应探索建立证据特免权制度,并明确我国政府和投资者在今后的投资仲裁中有效行使证据特免权的注意事项。目前我国部分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中存在蕴含证据特免权内涵的信息披露例外条款,没有系统的证据特免权理论对我国的主张该权利是不利的,我国应对特免权理论发展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