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斯奈德(1930-)是美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诗人、环境保护社会活动家之一。斯奈德一生的文学创作和环保实践活动致力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这一点已在评论界达成普遍共识。然而,人们忽略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紧密地围绕“地方”(place)展开,更没有关注他对“地方”的思考经历了从“地方意识”(sense of place)到“地方文化”(culture of place)的演变历程。事实上,斯奈德对人与自然关系探索的核心是对有关人在地方生存的状态、人与地方及地方万物的关系以及人在地方采取何种生活方式等问题的探寻和追问。斯奈德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探寻的特点在于,它不是抽象的学理探究或是宏大的意义追寻,而是与“地方”、与当下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本论文把斯奈德围绕“地方”对以上问题展开的思考总称为“地方思想”,以突出他的生态思想的独特之处。地方既是斯奈德在其文学作品和环保实践中探讨人的生存、人与自然关系、文化与自然关系等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他从多元文化背景和多个层面激发、培养人们建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视自然为家的家园意识的落脚点。“地方”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不同学科领域赋予它对人类存在所具有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建构。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地方”的重新挖掘,“地方意识”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进入学界的关注视野,成为不同学科领域探索人与地方关系的核心所在。各学科领域对地方及地方意识的关注为本文研究打开了立足当下人们的生存实际而进行生态批评的新的话语空间。在斯奈德的文学作品与环保活动中,“地方”具有的外延与内涵意义异常丰富。从外延上看,“地方”大可以延伸至宇宙、自然界、地球,小可以泛指人类、非人类生命栖身的处所或一切物质被放置的位置。从内涵上看,“地方”蕴含着斯奈德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科视野赋予它对于人类存在所具有的多个层面的丰富意义和价值指涉。斯奈德在吸收多元文化生态智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地方意识”的独特思考,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对地方的身体附着和精神依恋,另一方面,人与地方万物的关系是和谐共存、持续发展的。而且,为了在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中更好地实现这种地方意识,斯奈德一直致力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思和对新型文化范式的追寻及构建。在美国印第安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关地方意识的生态智慧的沁润和滋养下、以及自己对地方的深邃思索后,斯奈德进行了以“地方”为核心的新型文化范式——“地方文化”的构想和实践。本文以多元文化背景为支撑,分别从地方意识的本土神话建构、中国化建构、地方文化的构想和实践三个方面探讨斯奈德的地方思想。同时,从心理层面、哲理思考和美学追求、实践层面揭示斯奈德对地方与人类存在关系的思考,探索斯奈德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与生存困境所努力构建的多层面的“回归家园”和建设家园的意识。第一章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分析斯奈德继承本土神话诗学传统,通过神话复兴与延续地方意识的历程。工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关系,造成了地方意识的失落。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文明难题促使斯奈德反思西方主流文化,在美国印第安文明中寻找新的精神依托,在印第安原型神话的启迪和滋养中为个人与社会编织地方意识回归的梦想,实现重归“家园”的目的。通过对“伐木”、“狩猎”和“燃烧”等原型意象的运用,斯奈德在神话诗学的框架内构筑了地方万物各复其位、神话共同体复兴、地方意识再现与延续的美好境界。动物的精神向导与神话的治愈作用支撑着斯奈德描绘人类身心与自然界形成统一世界的神话画面,“龟岛”是实现斯奈德地方意识神话回归和延续的乐土。通过神话追寻,斯奈德从心理的角度唤醒人类身心回归家园的集体无意识,在幻想的层面激发人类对原始家园意识的渴望。同时,对神话的转向开启了斯奈德批判西方主流文化、渴求新型文化的奋斗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斯奈德充当了一名土狼似的神话英雄。对地方的神话追寻以及对神话诗学的追求伴随着斯奈德充满本土传奇色彩的地方之旅。第二章立足跨文化语境,以中国文化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精髓为核心,以西方存在主义现象学、人文主义地理学等理论为支撑,探讨斯奈德在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对人在地方生存展开的哲理思索和美学追求。斯奈德融会贯通地吸收、运用道家、佛家思想有关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核心要义,为自己的地方思想服务。通过对地方意识的中国式探寻和表达,斯奈德回答了有关人与地方万物如何体现主体生命价值、以何种关系在地方存在以及如何呈现最本真的生存状态的问题,各在其位、相互融合、“野性”境界表现了斯奈德对以上问题的智性求索。另外,斯奈德对“荒野是地方”的阐释革新了西方传统的荒野观。对中国文化的转向同样实现了斯奈德反思西方主流文化、追求新型文化的理想,同时也说明跨文化交流是斯奈德地方思想得以成功建构的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斯奈德充当了一名寒山似的荒野英雄。在斯奈德充满哲思禅悟的地方之旅中,他对地方意识的中国式哲理探索、美学表现和精神诉求激发了人们建设身心都在地方的“诗意栖居”这一美好家园的愿望。第三章立足于实践层面,考察斯奈德建设地方文化的构想和举措。面对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更加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困境,斯奈德与时俱进,把自己对地方意识的本土神话建构和中国化建构的思想成果运用于实践,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对地方意识进行行星意识化建构,把人们对环境问题和生存问题的关注提升到全球视野,以“空间的地方”和“生命的地方”的理念阐发了他在行星视阈内建设本土家园和地球家园的地方意识。与此同时,面对文化与自然关系之间的矛盾,斯奈德呼吁进行文化变革,倡导地方文化。地方文化是以生态共同体思想为核心,围绕地方建立起来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便于人们在平常生活中实践,利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在当今世界进行文化批评与重建及文明反思的思潮中,斯奈德的地方文化起着引领的作用。在建构新型文化范式的过程中,斯奈德充当了一名地方文化英雄,在“奇奇地斯”家园践行对地方的重新栖居,引导人们在行星的视阈内实现对地方的归属感、责任感和保护感,推动了斯奈德充满实践色彩的地方之旅。总之,斯奈德的地方思想承载着他对人与自然关系、文化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表达了他进行文化批评和文化重建的勇气和决心,饱含着他对整个行星地球生命的热爱和人类命运的关怀。与其他生态批评家/作家相比,他的地方思想跨越美国印第安文化、中国文化和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背景,从多个层面深入探索人们对家园意识、人类美好生存境界的诉求。斯奈德的地方思想在当今的生态批评领域引领着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生态批评从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拓展,第二个方向是生态批评向“地方”渗透,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普适性。与前辈诗人和同时代诗人相比,斯奈德在切实履行诗人的社会作用方面表现出勇敢的气魄和务实的风格。斯奈德的地方思想为当今世界的生态批评、对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追寻与建设指明了与人们在地方的生存、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和可供借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