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再审裁定为我们展示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的“新”方式。这是保护规范理论第一次被法院在裁判说理部分应用,并且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在裁定书中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说明。在这之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中也纷纷效仿（运用保护规范理论）,但效果不尽人意。运用保护规范理论是为了探求公民主观公权利的存在,法官可以借此理论判断原告是否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由于该理论对第三人原告资格的认定有重要意义,学界对保护规范理论的解读也十分“热情”。大多数学者以前述“刘广明案”等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裁判为研究基础,表达自己对保护规范理论引入的肯定与否定意见。也有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寻求保护规范理论的修正路径,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界尚未达成一个共识。在保护规范理论已经积累了一定案例的情况下,本文意在以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理论方面的不契合以及司法适用过程中展现的诸多值得反思之处,对保护规范理论的本土化进行研究与论证,以期找到保护规范理论中国式表达的具体方式。首先明晰我国行政诉讼主观定位解决其在我国适用基础的问题,解决由于诉讼定位不明晰无法为保护规范理论提供支撑的难点。其次要厘清保护规范理论与传统的效果侵害式判断标准之间的关系问题,二者并存是最佳的选择也是目前的现状。最后对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规则进行了梳理:精细划分适用领域前提下将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应用于竞争权和相邻权的第三人诉讼中、在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考虑事项”辅助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明晰规范查找范围、排除私法规范与程序性规范的同时界定“领域相关性”不宜过宽、解释技术要以目的解释为主其他解释为辅、法官说理步骤规范,最终以成文化的方式固定修正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