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逻辑上,基层协商治理既受到基层空间环境尤其是一定制度环境的制约,也受到协商民主逻辑规定性的内在影响。1949年以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经历了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主体关系从单向控制到双向约束,治理机制从强制服从向民主合作的转变。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证明协商民主具有显著的“嵌入性”特征。协商民主运用多样化的对话议事平台整合基层空间的多元参与主体,通过协商议事达成共识,实现对基层治理结构的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由此生成。基层治理结构为协商治理模式规定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并提供了生长空间与资源,协商民主则规定了基层协商治理的基本内核,基层治理结构的发展逻辑与协商民主理论内涵共同形塑了基层协商治理的基本形态。这是基层协商治理生成的基本逻辑。通过对上海市N街道治理主体结构的解析发现,在法律规范和非制度化行为惯性的双重调适下,N街道治理主体间普遍存在着领导关系、显性影响关系、隐性影响关系和协作关系等四种核心关系形态,协商共治与协商自治两大治理机制,以及三级协商平台。“一核多元”型主体结构,制度性权威与人格化权威相结合的治理逻辑,协商民主作为决策与公共参与机制嵌入治理结构、吸纳型协商成为驱动多元治理过程的主要机制,这构成N街道协商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N街道协商治理模式的初步运行较为有效地缓解了日益复杂的利益冲突,但受到传统治理思维和制度惯性的影响,其也面临着诸多结构性和程序性困境。困境产生的症结在于我国当前一元权力中心主导的基层治理结构与多元主体参与发展取向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因此,基层协商治理发展的总体性思路是:推动基层权力主体的收缩与调适,使权威资源向社会性主体扩散,构建“一元权力核心、多元权威中心”的权威分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