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高度发展,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伴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传统的法律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而刑法表现尤为明显,传统刑法的反应速度、反应方式及对公众保护力度都略显乏力,作为最后且最有效手段的刑法理应该对此做出合理调整和回应。可是,如果过度依赖刑法,大幅度地将刑法保护的法益提前,扩大行为犯、危险犯的适用范围,又有破坏法治之嫌。因而,笔者将着力解决刑事政策在保障人权与社会公平的平衡这一问题,通过对社会风险的系统研究,结合对我国社会风险的考察与外国相关制度的认知,立足我国实践,将刑事政策作为突破口,以期待能更好的应对社会风险。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首先从风险、危险和危险性的比较入手,指出刑法所调整的风险首先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构成要件重点是行为人行为否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采用行为归责主义。坚持刑事政策不能与刑法教义学割离的观点,认为刑事政策在坚持报应罪责主义和结果本位主义的同时,适当吸取取预防主义和行为本位主义。在具体制定时与风险控制模式有机结合,打防并举、强化防范意识、突出多元性、注意前瞻性。在具体定罪刑事政策上,作者认为应当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驱,构建动态犯罪圈,并通过对目前我国抽象危险犯设置的缺陷,提出对抽象危险犯应当扩张与限缩并举。